声明:本书为八零电子书(txt80.com)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,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,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。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家谱 作者: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内容简介 莫迪亚诺在这本书里运用了重要的自传元素,将他的家族来源娓娓道来,并讲述了自己的青少年岁月,直到二十二岁。他还讲述了父母曾在他十一岁那年,雇用了一位少女照顾他,直到他长到十四岁。他曾一度见不到她,后来在芒什重新找到她时,她已嫁给了种马场的兽医。莫迪亚诺以寻找身份的方式写作这部自传体小说,延续了他一贯的文学风格。 家谱 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,我出生在布洛涅—比扬库尔,玛格丽特路11号,父亲是犹太人,母亲是弗拉芒人,他们在敌占时期的巴黎颇有点名声。我写犹太人,并不知晓这个词对我父亲究竟意味什么,只因当年他的身份证上是这样注明的。兵荒马乱时期,人与人往往邂逅相遇,因此,我从来就没有婚生子嗣的感觉,就更谈不上家产继承人了。 母亲于一九一八年生于安特卫普,童年是在那座城市的郊区度过的,位于基尔和霍博肯之间。她父亲先是当工人,后来成为测量员助手。她姥爷是码头工人。康斯坦丁·默尼耶1制作码头工人雕像时,就是请他当的模特。那尊雕像竖立在安特卫普市政厅前面,如今还供人瞻仰。我还保存着他一九一三年的工资簿2,他记录了他卸货的所有轮船:密歇根号、伊丽莎白城号、圣安娜号……大约六十五岁那年,他因失足坠落,摔死在码头上。 母亲还是少女时,就加入了红隼派3,在煤气公司干活。夜晚,她听戏剧艺术课。一九三八年,她被电影艺术家和导演约翰·范德海登录用,参加他组织的弗拉芒“喜剧”巡演。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,她在四部电影里扮演了角色。她成为歌舞演员,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音乐厅演出,那里聚集许多来自德国的逃亡者。在安特卫普,她住在霍伦斯塔特街的一个小套间,同两个朋友合居:一位舞蹈演员乔比·范阿伦,另一位莱翁·勒芒斯,算是一位同性恋富翁,约翰·L男爵的秘书和掮客,他死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奥斯坦德城的轰炸中。她最要好的男友,名叫隆·朗多,是个室内装饰师,一九四二年在布鲁塞尔相遇,戴着黄星标志。 我缺乏足够的参照标记,就尽量按照时间顺序讲述。一九四〇年,比利时被占领之后,我母亲就在布鲁塞尔。她同一个名叫乔治·尼尔斯的人订婚了。尼尔斯二十岁上就接手经营一家旅店:坎特伯雷饭店。这家饭店的餐厅,当时被宣传飞行中队的军官部分征用了。我母亲就住在坎特伯雷饭店,遇见形形色色的人。所有那些人我一无所知。我母亲在广播电台工作,播送弗拉芒语节目。她还受聘于根特剧院,一九四一年六月参加巡演,沿大西洋和拉芒什海峡的港口,为托特组织4所属的劳动者演出,后来又北上,到阿兹布鲁克,为德国飞行员演出。 当年,她是个心硬的漂亮女孩。她的未婚夫送给她一只中国种的长毛犬,她对狗不上心,随便托给别人照看,就像后来她对待我那样。那只长毛犬从窗户蹿出去自杀了。那只狗留下两三张照片,应当承认,它无限触动我的心,我感到同它非常接近。 乔治·尼尔斯的父母,在布鲁塞尔开饭店,十分富有,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同她结婚。于是,她决意离开比利时。德国人有意把她派往柏林的一所电影学校,不过,宣传飞行中队的一名年轻军官,是她在坎特伯雷饭店结识的,帮她摆脱困境,把她送往巴黎,进入由格雷文5领导的大陆电影制片公司。 她于一九四二年六月来到巴黎。格雷文在比扬库尔摄影棚让她试了镜头,但这不是决定性的一步。最后她进入大陆电影公司,做“译制”工作,为这家公司拍摄的法语片撰写荷兰语字幕。她成为格雷文的一名助手奥莱尔·比绍夫的女友。 在巴黎,她住到孔蒂河滨路15号,是布鲁塞尔的一个古董商和他朋友约翰·德·B合租的套房的一个房间:在我的想象中,约翰·德·B年少时,同母亲和姊妹们住在普瓦图偏僻的古堡,偷偷给科克托6写出热情洋溢的信件的情景。由约翰·德·B的介绍,我母亲会见了一个德国青年克劳斯·瓦朗蒂纳。他藏身在一个行政部门,住在伏尔泰河滨路一个工作室,闲时就阅读伊夫林·沃7的最新小说。后来,他被派遣到俄罗斯前线,死在战场上。 孔蒂河滨路的套间还接待一些客人:一个俄罗斯青年乔治·德·伊斯马伊洛夫,肺结核患者,可是他在占领时期,寒冷的冬天,总是不穿大衣就出门。有一个希腊人克里斯托斯·贝洛斯,他错过了开往美洲的最后一班邮船,未能去会合他的一个朋友。还有一个同龄女孩日内维埃芙·伏杜瓦耶。他们这些人,仅仅留下了姓名。我母亲应邀进入的第一个法国资产阶级家庭,就是日内维埃芙·伏杜瓦耶及其父亲让—路易·伏杜瓦耶的家。日内维埃芙·伏杜瓦耶还把孔蒂河滨路15号的邻居阿莱蒂介绍给我母亲。阿莱蒂愿意保护我母亲。 请原谅我,列出所有这些人名以及随后的人名。我形同于狗,佯装有一本家谱。我母亲和父亲并不从属于任何确定的社会圈子。不管多么漂浮不定,多么模糊不清,我也应该在这片流沙中,竭力找出一些踪迹和方位标,犹如力图复原字迹模糊的一张户籍卡片,或者一份行政调查表。 我父亲于一九一二年出生在巴黎,佩特莱勒街心花园广场,正是九区和十区的交界。他的父亲原籍为萨洛尼卡(希腊),出身一个从托斯卡纳迁徙到奥斯曼帝国的犹太家庭。在伦敦,在亚历山大,在米兰,在布达佩斯都有表兄弟。我父亲的四个表亲:卡尔洛、格拉齐亚、吉亚科莫和他妻子玛丽,于一九四三年九月,在意大利,在阿罗纳,马乔列湖8上被党卫队杀害了。我爷爷少年时期就离开萨洛尼卡,去了亚历山大。然而几年之后,他又动身前往委内瑞拉。我认为他跟祖籍和家庭一刀两断了。他到玛格丽塔岛,热衷于珍珠交易,后来到加拉加斯,经营起一家百货店。一九〇三年,他离开委内瑞拉,到巴黎定居了,在夏托丹街5号开了一家古董店,出售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品。他持一本西班牙护照,一直到谢世,总在西班牙驻巴黎领事馆登记,而他的前辈则以“托斯卡纳臣民”的身份,相继寻求法国、英国与奥地利驻外领事馆的保护。我保存爷爷好几本护照,其中一本是由西班牙驻亚历山大领事馆签发的。还保存一份证书,是一八九四年在加拉加斯开具的,证明他是保护动物协会会员。我祖母生于加来海峡省。她的父亲一九一六年住在诺丁汉郊区。不过,她婚后便入了西班牙国籍。 我父亲四岁时丧父。童年住在巴黎十区上城居民区。他对我说,他在夏塔尔学校住校读书,星期六和星期天也不回家。他在宿舍里,听得见巴蒂尼奥勒大道土台上街头演出的音乐。他没有通过中学会考。他青少年时期我行我素。年满十六岁,他就跟朋友们出入博伊—拉法耶特饭店、蒙马特尔大街酒吧、卡代吧、吕纳园。他名叫阿贝托,而别人叫他阿多。到了十八岁,他就干起汽油非法交易的勾当,偷越巴黎入市收税处。长到十九岁,他就请求圣法勒银行经理录用他经营“金融业务”,讲得头头是道,终于得到经理的信任。不料事情搞砸了:我父亲尚未成年,司法介入了。二十四岁时,他在蒙田路33号租了一间屋,据我保存的一些资料来看,他常去伦敦,参加组建一家布拉维斯科责任有限公司。他和弟弟拉尔夫一起,在罗凯宾街租了一处家庭公寓,供他们母亲居住:一九三七年她就是在那里去世的。后来,他又在圣拉扎尔火车站附近车站旅馆租了一间客房,没有付钱就离去。战前不久,他受委托经营一家女式长统袜和香水商店,位于马莱伯大街71号。那个时期,他可能住在弗雷德里克—巴斯蒂亚街(八区)。 战争来临,他毫无积蓄,已经过一天算一天了,到一九四〇年,他就让人把写给他的信件寄往蓬蒂厄街24号维克托—埃马努埃尔旅馆处。一九四〇年,他从小城昂古莱姆发出一封信,告诉他兄弟拉尔夫,他应征入伍,编在炮兵团,还提到他们将一盏分枝吊灯典入当铺。在另一封信里,他请人将《石油信使报》寄到昂古莱姆。他于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从事石油“生意”,有一个叫昂里凯兹的合伙人,组成鲁瓦雅利公司,经营罗马尼亚石油。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军大溃败,他正在昂古莱姆军营,并没有随同大批俘虏被押走,只因法德签订了停战协定之后,德国军队才开到昂古莱姆。他逃往萨布尔—道洛讷,一直逗留到九月份。 他返回巴黎,没有被重新清查为犹太人。他同弟弟拉尔夫住在弟弟的女友家,那是一个持英国护照的毛里求斯姑娘。那套房子位于索塞街5号,毗邻盖世太保所在地。毛里求斯姑娘因持英国护照,被勒令每周到警察局报到。后来,她被当作“英国人”,在贝桑松和维泰尔关押了数月。我父亲有个女友,名叫赫拉·H,她是德国犹太人,在柏林曾与比利·威尔德订过婚。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一天晚上,在马里尼昂街一家餐馆里,他们正巧碰上身份检查,就被全锅端了,那个月刚颁布了法令:晚上八点钟之后,禁止犹太人上街和到公共场所。我父亲和他的女友身上没有任何证件,被检查员装上囚车,开到格雷夫尔街,由一个名叫施事伯林的警官当面“验明”身份。想必我父亲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,他和女友被警察分开,正要把他送进拘留所的时候,他趁定时开关的灯熄灭的瞬间逃脱了。次日,赫拉·H从拘留所里放出来了,无疑是我父亲托一位朋友进行了干预。是谁呢?我在心里时常这样发问。 我父亲逃脱后,躲到马图兰街一栋楼的楼梯下面,尽量不要惹起门房的注意。由于宵禁,他就在楼梯下躲了一夜。早晨,他回到索塞街5号。接着,他同毛里求斯姑娘和弟弟拉尔夫到一家旅馆藏身,阿尔西翁·德·布列特伊旅馆的老板娘,是他们一个朋友的母亲。后来,我父亲又跟赫拉·H搬进带家具的出租房,位于沙泽勒街,维拉雷—德—茹瓦耶兹和欧·马罗尼埃广场小公园。 那段时间,我父亲交往的所有人当中,我能对上号的有亨利·拉格鲁瓦、萨莎·戈尔丁、弗雷迪·梅伊沃,一个澳大利亚人,长雪橇冠军和汽车赛车运动员,战争刚结束,我父亲就和他在香榭丽舍大街共用一间“办公室”。但我未能发现其存在的缘由,有个叫约翰·科波林德(泵厂街189号)、杰扎·佩尔蒙、托狄·维尔奈(自称“萨于克夫人”)及其女友赫西安(莉丝洛特),还有吉萨·库普林,一位俄罗斯女子,作家库普林9之女, ;她在几部影片中扮演了角色,还参加演出了罗杰·维特拉10的一出戏:《海洋小姐们》。弗罗丽·弗兰肯,又叫纳尔杜斯,我父亲则称她“弗罗”,是一位荷兰画家的女儿,她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突尼斯度过的。之后,她来到巴黎,经常光顾蒙巴纳斯街区。一九三八年,她卷进一起社会丑闻,被传到轻罪法庭,到一九四〇年,她嫁给日本演员早川雪洲。在占领时期,她同电影《阿塔朗特》11女主角,迪塔·帕尔洛,及其情人富克斯博士过从甚密。富克斯是“奥托”事务所负责人之一,“奥托”设在阿道尔夫—伊翁街6号(十四区),是黑市最大的供货站。 差不多这就是我父亲活动的世界。半上流社会?上流盗贼社会?趁着这个社会还未消失在冰冷的遗忘黑夜,我再提一位俄罗斯女士,卡丽娜,人称“开心”奥尔洛夫,那个时期是我父亲的女友。她非常年轻就流亡美国,二十岁时,在佛罗里达州演出歌舞,遇见一位棕褐色头发的矮个儿男人,名叫路奇·路西亚诺,彬彬有礼而又多愁善感,遂成为此人情妇。她回到巴黎,做过时装模特,为获得法国国籍而结了婚。在德军占领巴黎的初期,她同一个智利人彼德罗·埃扎吉尔,“公使馆的秘书”一起生活;后来,她独自住进马戏场街夏多布里昂旅馆,我父亲常去那里看她。我出生后数月,她送给我一只毛绒熊玩具,我当作吉祥物久久保存,也是一位消逝的母亲留给我的惟一念想。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,她三十八岁时自杀身亡,葬在圣·日内维埃芙树林。 我编制这个谱系,在空寂而混乱的房子里呼唤,逐渐头晕目眩,喘息也越来越短促。诡异的人群,诡异的时期,什么都不明不白。正是那个时期,在这些与他们相似的人中间,我父母相遇了。两只蝴蝶不知不觉,迷失在一座没有方位的城市中。Die Stadt Ohne Blick 12。但是无可奈何,我就是从这肥沃的土层——或者粪土堆里生出来的。我搜集他们这些生活片断,大多是从我母亲那里得知的。关于我父亲的许多细节详情,我都没有掌握:那是个浑浊的世界,我父亲受世情事态的驱使,行走在地下和黑市之中。我母亲几乎一无所知。而我父亲带着他的秘密走了。 他们相识于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天晚上,在十六区舍菲尔街28号,托狄·维尔奈,人称“萨于克夫人”家中。我父亲使用的身份证,借用了他的朋友亨利·拉格鲁瓦的姓名。从占领时期,孔蒂河滨路15号住户的名单上,就一直保留着“亨利·拉格鲁瓦”的姓名,我童年时在“五层楼”对面,从门房的玻璃门上就看得见。门房回答我说:是你父亲。这种双重身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多年之后我又得知,他在那个时期还借用过别的姓名,而那些姓名对应他的相貌,战后一段时间还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。然而,这些姓名最终势必脱离与其相关联的可怜世人,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中,宛如遥远的星体一般闪烁。我母亲将我父亲引见给约翰·德·B和她的朋友们。他们觉得他有一种“南美人的怪样子”,还关切地劝我母亲多多“提防”。我母亲把这话传给我父亲,他便打趣地对我母亲说,下次见面,他的样子还要“更怪”,“让他们见了更害怕”。 他并非南美洲人,但因没有合法身份,就混迹黑市赖以生存。我母亲去找他,要乘沿着丽都拱廊的多部电梯,才能进入一处那类的巢穴。他身边总有好几个人相伴,姓名我不得而知。他尤其频繁出入奥什路53号一家购物店,经营者亚历山大和伊万·S兄弟俩是亚美尼亚人,战前他就认识了,他向他们提供多种货物,包括整辆滚珠轴承的超期卡车,发自SKF公司13的旧库存,而这类废旧卡车大量弃置不用,放在圣旺码头仓库里只待生锈。 我在探询过程中,偶然碰到几个人的名字,都在奥什路53号工作过,有沃尔夫男爵、丹特·范努希、帕特博士、“阿贝托”,当时我心里就嘀咕,也许这不过是我父亲使用过的假名。他正是在奥什路那家购物店里,遇到了一个叫安德烈·加比松的人,是那商店的老板,他向我母亲常提起那人。我手头有一份追溯到一九四五年的德国特警名单,上面有此人的简历:加比松(安德烈),意大利国籍,生于一九〇七年。商人。护照号13755,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巴黎签发,注明是突尼斯商人。从一九四〇年起,里奇尔的合伙人(奥什路53号购物店)。一九四二年到圣·塞巴斯蒂安,里奇尔的特约经销店。一九四四年四月,在快递邮件公司的一个叫拉多斯的手下工作,经常往返于昂代和巴黎之间。一九四四年八月,注明他属于马德里快递,邮件公司第六分区,听命于马尔丹·梅瓦尔德。地址:马德里乔治·朱安街17号(电话:50222)。 在占领时期,我父亲的其他关系,至少我所知道的,还有一位意大利银行家,乔治·乔尔吉尼—斯奇夫,及其女友西莫娜:后来,西莫娜嫁给了红磨坊的老板,皮埃尔·富克雷。乔尔吉尼—斯奇夫在庞蒂埃夫尔街4号设有办事处。我父亲买了他一颗极大的粉红钻石,称为“南方十字”。到了战后一文不名,又力图出手了。一九四三年九月,意大利停战之后,乔尔吉尼—斯奇夫被德国人逮捕了。在占领期间,他给我父母介绍认识了卡尔·杰斯奈博士,德国大使的经济顾问,此人的女友西比尔是犹太人,据说,战后她在东柏林,成为一个“重要”人物。阿奈·巴代尔,律师改行,一九四四年任老鸽棚剧院14经理。我父亲同他和他女婿乔治·维卡尔一起搞黑市交易。巴代尔寄给我母亲一部萨特的剧本《禁闭》,原名《他人》,他打算于一九四四年五月搬上老鸽棚舞台。《他人》的这份打印稿,在我十五岁那年,还躺在我六楼房间壁橱里。巴代尔考虑我母亲在大陆电影公司工作,同德国人保持接触,因而能从中斡旋,让他快些拿到这部剧的审查许可证。 同我父亲关系密切的人还有:安德烈·加姆安,古董商人,住在伏尔泰河滨路。玛莉亚·契尔尼切夫,俄国贵族的闺秀,但是“失去了身份”,我父亲同她一起参加了黑市的大宗交易;跟一个称“富凯先生”的人,交易额就要小多了。那个富凯在雷恩街开了一家店铺,住在巴黎郊区的一个独门独院。 我合上眼睛,就看见吕西安·P脚步沉重,从极幽深的过去走了过来。我想他的职业就是充当中间人,把一些人介绍给另一些人。他的身体特别肥胖,在我的童年记忆中,每次见他坐到一张椅子上,我真怕那张椅子被他的体重压散了架。我父亲和他年轻时,吕西安·P可怜巴巴地爱上了女演员西莫娜·西蒙,像一条肥狗到处跟着她。还是西尔维雅娜·坎夫的男友,她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女人,夺取过台球冠军,在德军占领下,摇身一变而为达布朗泰斯侯爵夫人,当了洛里斯通街帮伙的一名成员的情妇。要谈这类人,也不可能谈出什么名堂。地地道道一些诡异的旅客,穿过火车站候车,他们的目的地,如果有的话,我永远也不会知晓。 要结束这份幽灵的名单时,还应提及那兄弟俩:伊万和亚历山大·S,我总寻思他们是不是孪生兄弟。亚历山大有个女友,名叫茵卡,是芬兰人,舞蹈演员。他们一定是黑市的大佬,因为他们在伊万·S的豪宅,保尔—杜梅路1号大厦的套房里,庆祝过他们在占领时期收获的“头一个十亿”。法国解放后,伊万·S跟安德烈·加比松一样逃往西班牙。那么,亚历山大·S呢,他的下落呢?我心里不免琢磨。然而,真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吗?可是我呢?一想起人们在“红色海报”15上看到面孔的那些人,我的心就怦怦直跳。 约翰·德·B和那个布鲁塞尔古董商,一九四三年初就搬离了孔蒂河滨路的那套房间,我父母双双住了进去。在我最终厌弃这一切,丧失气力和勇气之前,还有一些他们在那个遥远年代生活的片断,不过在现时看来,他们那段生活照旧一片模糊。 他们有时同拉格鲁瓦及其女友德妮丝躲到阿布利,住进布雷欧古堡。那是座遗弃的城堡,原主美国人无疑因为战争,将钥匙交给他们,离开了法国。我母亲骑着摩托,拉格鲁瓦驾驶他那辆BSA 500轿车,奔驰在乡野的路上。一九四三年七八月份;她和我父亲住在拉瓦雷纳—圣伊莱尔一家旅馆。小里茨、乔尔吉尼—斯奇夫、西莫娜、杰斯奈及其女友西比尔,都去那里同他们会合。在马尔纳河中沐浴。这座古堡常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和他们的“女人”光顾,其中有个“迪迪”及其女伴“迪迪夫人”。早晨,男人们开车出发,去干暧昧的勾当,很晚才返回巴黎。一天夜里,我父母听见他们在楼上房间争吵。女人骂她的男伴是“瘟鸡”,她从窗口扔出去一沓沓现钞,同时指责他拿回来这么多脏钱。假警察吗?盖世太保的帮凶吗?托狄·维尔奈,人称“萨于克夫人”,我父母就是在她家中相识的,她于一九四三年初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大搜捕中逃过一劫,但是从她家窗户跳出去时摔伤了。他们在追捕萨莎·戈尔丁,我父亲一个最老的朋友,这从犹太问题总局人权法处给调查监督处长的一封信中,就表明了这一点:“一九四四年四月六日。我通过提示函,曾要求您从速实施逮捕萨莎·戈尔丁,因其违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的法令。您随后回函告知,此人已先行离开住所,他的新住址不得而知。然而近日,有人见到他在巴黎街头骑自行车。我不得不请您费心,再次去查查他的住所,以便能答复我一月二十五日的那个函件。” 记得我父亲只有一次回顾了那个时期,那是一天晚上,我们二人都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住处。他指给我看马里尼昂街街尾,说正是在那里,一九四二年二月他被塞进囚车。他还对我讲述一九四三年冬季,他被“某个人”告发,第二次被捕了,押进拘留所,由“某个人”保释出来。那天晚上我感到,他很想给我透露什么事,话到嘴边没讲出来,只是对我说囚车挨个警局转悠,然后才返回拘留所。逮捕过程中,上来一位少女,正坐到他对面。很久之后,我试图寻到旧迹,但是枉然,无法确认那是一九四二年还是一九四三年的夜晚。 一九四四年春季,我父亲接到几个匿名电话,打到孔蒂河滨路的住处。一个声音直呼他的真名实姓。一天下午他外出时,两名法国警察按响门铃,要见“莫迪亚诺先生”。我母亲明白告诉他们,她只是个比利时年轻女子,在大陆制片公司工作,那是一家德国公司。她这套房的一个房间转租给一个名叫亨利·拉格鲁瓦的人,她提供不了什么情况。警探对她说,他们还会来的。我父亲为躲避他们,就离开孔蒂河滨路。我猜想已不是施韦伯林的犹太人问题的警员,而是稽查处的人员了——就是抓获萨莎·戈尔丁的那帮人。或者是巴黎警察局佩尔米勒警长的手下。后来,我拿一些面孔想要比对这些人的姓名,然而,他们始终隐藏在黑暗中,透出他们烂皮革的气味。 我父母决定尽快离开巴黎。我母亲在B家中认识的那个希腊人克里斯托斯·贝洛斯有位女友,住在希农附近的一座庄园里。三个人便投奔她去了。我母亲带着冬季运动装,以备他们逃往更远的地方。他们在图雷讷的那座住宅藏身,一直待到解放,这才骑着自行车,随着美国部队的大溜儿返回巴黎。 一九四四年九月初,我父亲在巴黎,还不愿立即回到孔蒂河滨路的住处,害怕警察又来找他算账,不过这次是由于他在黑市的非法活动。我父母下榻的旅馆,这家阿尔西翁·德·布列特伊旅馆,位于布列特伊路和迪凯斯纳路的拐角,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已经去那里躲藏过。他打发我母亲去探探孔蒂河滨路,了解事态如何变化。她被警察局传唤去,接受一次漫长的审问。她是外国人,他们要求她说明,她受德国人保护,一九四二年来到巴黎的确切缘由。她向他们解释,她和一个犹太人订了婚,两年来就在一起生活。审问她的那些警察,想必就是数月前要以真名实姓逮捕我父亲的那些警员的同事。抑或是同一些人。估计他们现在按照那些假名寻找他,终归未能识别。 他们放了我母亲。晚上在旅馆客房,就在他们的窗下,女人同美国兵沿着布列特伊路马道散步,其中一位女子试图让一个美国人明白,大家等了他们多少个月。她数着自己的手指:“One, two……”可是美国人不明白,便模仿她的样子数起自己的手指:“One, two, three, four……”就这样没完没了。过了几周,我父亲离开阿尔西翁·德·布列特伊旅馆,回到孔蒂河滨路他才得知,他那辆藏在讷伊一处停车场的福特轿车,六月份就被民兵征用了。乔治·芒代尔16遇刺身亡,乘坐的正是这辆福特,车身留有筛眼似的弹孔,被保存起来,以备警察调查之需。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,我父亲骑自行车到布洛涅—比扬库尔区政府,申报我的出生。我想象他回来的路上,经过这年夏天欧特伊一条条空荡荡的街道,一个个寂静的码头。 继而,他决定去墨西哥讨生活。护照都办好了。临行时刻他又改了主意。战后,他差一点儿就离开欧洲。三十年后,他前往中立国瑞士,在那里与世长辞。这三十年间,他频频出行,去加拿大、圭亚那、赤道非洲、哥伦比亚……他徒然寻求的,正是传说中的黄金国。而我心中暗道,难说他不是逃避占领时期那几年。那个时期他在巴黎的内心感受,从未向我袒露过。身受追捕的恐惧和怪异的感觉,形同明确列入猎物的等级,而他本人却不知晓自己究竟是何等样人吗?不过,还是不要替别人去诉说衷肠,即使打破折磨人的沉默,我也总是心存障碍。 一九四六年,我父母一直住在孔蒂河滨路15号,五楼和六楼上。从一九四七年起,我父亲又租下四楼。这是我父亲极为短暂的一段相对兴旺的时期,直到一九四七年。随后就进入长期的所谓表面光鲜和贫困状态。他的工作伙伴有乔尔吉尼—斯奇夫、一个称泰西埃先生的哥斯达黎加公民,以及路易·德·拉罗舍特男爵。他也是牵连到“葡萄酒案件”一个叫Z的密友。我外公外婆从安特卫普来到巴黎照顾我。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,只懂弗拉芒语。一九四七年,我弟弟吕迪出生,是十月五日那天。解放之后,我母亲就到老鸽棚学校,上戏剧艺术课。一九四六年,在拉米绍迪尔17演出《在我的金发女郎身边》,她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。一九四九年,在影片《七月约会》中,有她几个镜头。 一九四九年夏天,在昂蒂布角18和巴斯克海滨,她成为两个男人的女友,一个是俄裔的花花公子,弗拉基米尔·拉舍维斯基,一个是巴斯克人,写诗的德·A侯爵。这种情况,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我们兄弟二人,单独在比亚里茨待了将近两年,住在卡萨·蒙塔尔沃街区的小套间,照看我们的女人就是门房。我记不大清楚她的相貌了。 一九五〇年九月,我们在比亚里茨圣马尔丹教堂受洗,父母却没有出席。根据洗礼证书,我的教父让·曼特,是个我不认识的神秘人物。一九五〇年十月开学,我第一次上学;比亚里茨圣马利亚学校,位于卡萨·蒙塔尔沃街区。 一天下午,放学出来,谁也没来接我。我要独自回家,但是横穿马路时,被一辆小型卡车撞倒。那位司机把我送到慈善医院,嬷嬷用乙醚棉团捂上我的脸,把我麻醉过去。后来我就特别怕闻乙醚味。反应太过分了。乙醚就有了这种奇特的功能,唤起我一种疼痛,随即又解除。记忆和遗忘。 一九五一年,我们返回巴黎。一个星期天的上午,我在蒙巴纳斯剧院后台,我母亲在《菲莱蒙的情结》中扮演个小角色。她正在台上,我害怕了,哭起来。苏姗娜·弗隆19也在剧中有角色,她给了我一张明信片,好让我平静下来。 孔蒂河滨路的套房。在四楼的房间,晚上我们听见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和格格笑声,那是我母亲接待她那些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20广场的朋友。我难得见到她,也不记得她对我有亲热或者呵护的举动。我总觉得在她面前,要保持一点儿警惕。她突然发火让我手足无措,而我挺注重教理,就祈祷上帝宽恕她。我父亲的办公室设在五楼,他经常跟两三个人待在那里,坐在椅子上或者长沙发的扶手上。他们交谈,轮流打电话,电话机抛来抛去,就好像一个橄榄球。我父亲时而招募几名少女,美术学院的学生。他教她们回答电话,说“他人不在”。他口授信件,让她们写下来。 一九五二年初,母亲把我们托付给她的女友,苏姗娜·布克罗。她住在茹伊昂若萨区,库尔泽纳博士街38号。我去上学,这条街走到头就是贞德学校,后来又上区立小学。一九五二年在村镇教堂做午夜弥撒,我和弟弟都是唱圣诗童子。启蒙读物有《最后一个莫希干人》21,我根本不理解;但是坚持看完了。还有安徒生童话,由阿德丽艾娜·塞古尔配的插图,以及《捉猫故事集》22。 库尔泽纳博士街38号,样子怪怪的女人来来往往,其中有吉娜·拉切夫斯基、苏姗娜·博莱,又称弗雷德,蓬蒂厄街一家夜总会,卡洛罗尔斯的女经理,以及罗丝—玛丽·克拉维勒、老鸽棚街一家旅馆的老板娘,她开一辆美国轿车。她们都穿着男式外套和皮鞋,弗雷德还打上领带。我们同弗雷德的侄子一起玩耍。 我父亲不时来看我们,带着他的一些朋友,以及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,性情温柔的娜塔莉,是我父亲多次去布拉柴维尔的旅行中的某一次认识的空姐。星期四下午,我们听广播的儿童节目。其余的日子,我有时听听新闻广播。广播员综述了审判犯下奥拉杜尔大屠杀23的那些罪犯的报道。广播中的那些铿锵词语,如今还让我胆战心寒,当时我明白是怎么回事。 一天晚上,父亲到库尔泽纳博士街的家里来看望,同我面对面坐在飘窗旁边。他问我将来想做什么。我不知道如何回答。 一九五三年二月,一天早晨,我和弟弟待在空无一人的屋里,父亲开车来接我们回巴黎。后来我听说,苏姗娜·布克罗因参与盗窃而被捕。在茹伊昂若萨区和巴黎之间,这片郊区的神秘,还算不了什么呢。已成废墟的古堡,前面的草地草长得很高,我们从那里放起一只风筝。麦茨树林。马尔利那架水车的大轮子,旋转起来像瀑布一般的水声和清凉。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,我们一直在巴黎,我和弟弟去洛迪桥街上市镇学校。我们也常去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听教理课,能经常见到帕叟神甫,他在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讲道,住在波拿巴街一小套房子里。我找见帕叟神甫当年给我写的一封信。“星期一,七月十八日。我想象你一定在海滩上建筑城堡……海水一涨潮,就得赶紧溜之大吉!这就像在洛迪桥学校的校园里,课间休息结束的哨声响起的时候!你知道吗,巴黎的天气非常热。幸好不时下一场阵雨,清凉一下。如果教理课上下去,你就要用白罐子,没完没了给你的所有同学倒一杯杯薄荷水。不要忘了八月十五日的节日:再过一个月,就是圣母升天日。到了那天,你去领圣体,以便愉悦你在天母亲的心。如果你心灵善于讨她喜欢,她对她的帕特里克一定会很满意。你很清楚,假期也不应该忘记,要感谢仁慈的上帝给了你们全部的美好时光。再见,我的帕特里克。全心拥抱你。帕叟神甫。”教理课的课堂,设在修道院街4号,一栋老楼的顶层。如今都改为豪华套房——而朝向富斯当堡广场的一间大厅,则变为一家奢侈品商店。改头换面了。我认不出我童年时期的街区了,就是雅克·普雷维尔24和帕叟神甫重寻故地,恐怕也难认出来了。 塞纳河对岸的神秘地方,有卢浮宫、加鲁塞尔街区的两座街心小公园,以及我和弟弟去度过漫长下午的杜伊勒里公园。阳光下的黑石子和栗树叶丛。绿荫掩映的剧院。网球博物馆的墙基根儿堆积如山的落叶。我们计数有多少条路径。水池空空的。加鲁塞尔的一座小公园该隐和亚伯的雕像不见了。拉法耶特25的雕像矗立在另一座街心小公园里。加鲁塞尔小公园里的铜狮子。绿色天平靠着水边的台地墙。斐扬派修士26平台下的“公共盥洗池”的陶瓷和清凉。园丁。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,在水池旁边的草坪上,割草机的马达隆隆山响。宫殿南门,表针永恒不动的大钟。还有米拉狄肩上的红烙铁印。我和弟弟,我们历数家谱;我们的问题就是比较圣路易和亨利四世,看哪个能破纪录。八岁时,一部电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:《在世间最大的柱头下》。特别是有一组镜头:夜晚,赶集的队列被美国轿车给堵住了。月光。梅德拉诺马戏场。在节目之间乐队演奏。鲁姆、阿莱克斯和德雷纳这些小丑。日凡尔赛的集市,有碰碰车,五花十色:紫色、黄色、绿色、深蓝色、粉红色……荣军院的集市,有约拿大鱼27。停车场。停车场的幽暗和汽油味。朦朦胧胧的光线。喧声和人语全消失在回音中。 这个时期我所看的全部读物中,作者有儒勒·凡尔纳、大仲马、约瑟夫·佩雷、科南道尔、塞尔玛·拉格洛夫、卡尔·迈、马克·吐温、詹姆斯·奥利维·柯伍德、斯蒂文森、德·塞古尔伯爵夫人、杰克·伦敦,以及《一千零一夜》,我尤其记得《所罗门国王的米那钱币》,以及年轻的向导揭示他王子真实身份的情节。我因为题目而幻想过两本书:《珍达的囚徒》和《神秘的货船》。 我在洛迪桥街学校的朋友:皮埃尔·唐金,是个越南人,父母在格雷古瓦—德·图尔街开一家小旅馆。兹达内维奇,一半黑人血统,一半格鲁吉亚血统,一位格鲁吉亚诗人伊利亚兹德的儿子。还有几个朋友:杰拉尔,住在共和国林荫路,多维尔街区一处停车场的楼上。有一个叫罗尼的,想不起他的容貌,也想不起我们在哪里认识他的。我们去布洛涅树林附近他家里玩。我还隐约记得,我们一跨进门,就恍若到了伦敦,进入贝尔格拉维亚或肯宁顿28那种地方的一栋住宅。后来,我读了格拉汉姆·格林29的中篇小说《第一次幻灭》,我曾想那个罗尼,虽然我一无所知,很可能就是小说的主人公。 假期同父亲的女友,空姐娜塔莉一起度过,住在共和国林荫路附近多维尔的一间小平房。我母亲难得去那里,去的时候就在那里接待她的过路朋友,在娱乐厅演一出剧的演员,以及她在荷兰的年轻伙伴,若比·凡·阿伦。他是德·库瓦斯侯爵剧团的成员。多亏了他,我才看一场芭蕾舞,震撼我心的《梦游者》。有一天,我陪同父亲到皇家饭店大堂,他对我说,约会一位经营赛马养马场的斯特恩夫人。那位斯特恩夫人,在什么方面能帮上他的忙呢?每周四,一到下午,我和弟弟就去教堂对面那边的报亭,买《人猿泰山》30。我们独自走在街上。人行道上,阴影和阳光。女贞树散发的气味。 一九五六年夏,我们兄弟俩和父亲以及空姐娜塔莉,一起住在那所平房。同年复活节假期,娜塔莉还曾带我们去奥隆河畔维拉尔的一家旅馆。 在巴黎,一九五四年的一个星期天,我和弟弟待在老鸽棚剧院后台里端,母亲已经上场了。一个在剧中演主角,名叫素姬·普里姆的女人,凶狠地对我们说,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。她同许多年迈的蹩脚女演员一样,不喜欢小孩子。我寄给她一封信:“亲爱的太太,我祝愿您过一个极坏的圣诞节。”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,就是那种既冷酷又不安的眼神。 每个星期天,我们都和父亲乘坐63路公共汽车,一直坐到布洛涅树林。一泓湖水、平底小舟,坐上去划到微型港湾和湖岛木屋……一天傍晚,我们在布洛涅树林等待回程的汽车。父亲带我们走进阿道尔夫—伊翁小街,到一处私邸门前站住,他对我们说:不知道现在谁住在这里了——就好像这地方他很熟。当天晚上,我看见他在办公室里查阅街道年鉴。这引起我的好奇心。十来年过后,我才了解到,阿道尔夫街6号那座私邸,在占领时期正是“奥托”购物处,巴黎最重要的黑市窝点——如今那座宅邸已不复存在,一九六七年,我又转到那条街,验证当年我们和父亲那次停留的地点:正好与6号相对应。猛然间,一股腐烂的气味,同骑马场和树林枯叶的气味相混杂。我也记得那个时期的下午,我和弟弟同父亲有时随便登上一辆公共汽车,一直坐到终点站。圣芒德。让蒂伊门…… 一九五六年十月,我住进茹伊昂若萨的蒙塞尔学校,我倒觉得先光顾这地方的所有学校才好。头几天睡在学生宿舍,夜里难熬得很,常常就想哭了。不过很快,我就开始一种自我训练,以增添勇气: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固定的点,这是一种法宝。当时,权且用一匹塑料小黑马来充当的目标。 一九五七年二月,我失去了弟弟吕迪。一个星期天,我父亲和叔叔拉尔夫到寄宿学校来接我。我叔父开的车,在回巴黎的半路把车停下,他下了车,单独留下我和父亲。父亲在车里告诉我,我弟弟死了。上个星期天,我还和弟弟在孔蒂河滨路我们的房间,一起度过了下午的时光。我们一起整理收集的邮票。我必须在五点钟返校,向他解释说,一个喜剧团要在学校的礼堂里,为学生演一场戏。那个星期天他的眼神,我永远也忘不了。 我认为除了我弟弟吕迪,他的死亡,我这里讲述的一切,再也没有什么能深深牵动我的心。我一页一页写下来,就像在做一个笔录,或者写一份简历,例行公事,无疑是要了结一种不是我本人的生活。这只是一个记录事件和行为的胶卷。我没有什么可忏悔的,也没有什么可回避的,对于内省和扪心自问,我毫无兴趣。反之,事情越是晦隐不明而神秘莫测,我就越是兴趣大发。极而言之,我还力图从毫无神秘可言的事物中找出神秘来。我回顾到我二十一岁为止的事件,都是我浮面的经历——这种方法即是展现远景,而演员则在摄制场上静止不动。我想表达的这种印象,许多人在我之前就感受过:一切在透明中鱼贯而过,而我还未能过上自己的生活。 我成为住校生,在蒙塞尔学校一直读到一九六〇年。四年时间,军人纪律。每天清晨,天一亮就起来。齐步走。排列,立定。全体立正。夜晚视察寝室。高年级的几个学生“头儿”捉弄人,负责维持“纪律”。起床电铃声大作。淋浴,一拨三十人。埃贝尔31跑道。少息。立正。护理草木时间,我们在草坪上列队扫荡枯叶。 四年级班上,我的邻座名叫萨菲斯坦。他在绿楼和我同一寝室。他曾向我讲述他父亲二十岁时,到维也纳上医学院。一九三八年,德奥合并时,纳粹分子侮辱在维也纳的犹太人,迫使他们冲洗人行道,在自己店铺橱窗上绘出六角星。他父亲屡次遭人捉弄,不得不逃离奥地利。一天夜晚,我们决定到校园尽头德国人留下的碉堡里探查,那就必须穿过大草坪,万一引起一个学监注意,我们就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。萨菲斯坦不肯参加这种天真者的鲁莽行动。第二天,我的同学们就把他孤立起来,称他为“软蛋”,就像成年人在军营里那样。造成那种压力让你抬不起头来。一天下午,萨菲斯坦的父亲出人意料来到学校,有话要对全寝室的同学讲。他恳切地对他们说,不要再刁难他儿子,叫他“软蛋”了。此举让我的同学们,甚至让萨菲斯坦深感意外。我们在老师的休息室里,围坐着一张桌子。萨菲斯坦坐在他父亲身边。大家情绪都很好;完全和解了。我好像记得,他父亲还给我们递了香烟。我的同学谁也不把这个事件放在心上了。就连萨菲斯坦也不以为然了。不过,我却深深地感到这个人的不安心理,是在思虑他二十年前经历的噩梦,会不会在他儿子身上重演。 蒙塞尔学校有些缺乏关爱的孩子,是些私生子,失联的孩子。记得有个巴西少年,与我同宿舍好长时间,他有两年没有父亲的音信,仿佛是被他们遗忘在火车站寄存处的物品。还有些人走私牛仔裤,已经闯过警察设的路障。学生中有两兄弟,甚至二十年后还被告上重罪法庭。青春往往是金色年华,然而是一种可疑的金色,是不好的合金。这些勇敢的少年,大部分没有前途。 那个时期的阅读。有些作品给我留下了印象:《菲尔米娜·马尔凯兹》《监狱的殖民地》《黄色的恋爱》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。在另一些书中,我重又发现街头的玄幻故事:《黑夜之玛格丽特》《纯粹一女子》《无名街》。在学校医务室的书橱里,还有一些两次世界大战幸存下来的旧小说,躺在那里,丝毫也不惹人注意;生怕下架搬到地下室去。记得我读过《奥贝尔莱一家》。还有,我尤其读了刚出版的第一批口袋书,以及精装本红皮丛书的头一批作品。杂乱无章,好小说和坏小说全有。其中许多作品从目录中消失了。头一批口袋书中,有些题目还给我留有余香:《钓鱼猫街》《布拉蒂斯拉瓦的玫瑰》《白雪玛丽蓉》。 每个星期天,同我父亲一道散步,临时还有他的一个哑角,斯蒂奥帕。我父亲经常见到他。他戴着单片眼镜,头发打的发蜡太厚,坐到沙发上,头靠沙发背时,就能留下痕迹。他不从事任何职业,住在维克多—雨果林荫路的一个家庭公寓。斯蒂奥帕、我父亲和我,我们有时到布洛涅树林去散步。 还有一个星期天,父亲带我去布朗利河滨路那边航运展览会。我们遇见保罗·盖兰,他战前的一位朋友。一个身穿便装的年轻老头,不知他参观展览还是有个展台。父亲对我讲起保罗·盖兰这个人,说他一辈子无所事事,只是骑马,开豪车,勾引女人。但愿我能引以为戒:对,在生活中,一定得拿文凭。那天傍晚时分,我父亲一副失神遐想的样子,就好像刚刚碰见了鬼。我每次又走到布朗利河滨路上,总想起那个保罗·盖兰稍偏厚重的身影,梳成背头的棕褐色头发下,那张脸在我看来有点虚胖。这个问题永远是个悬念:他没有文凭,那个星期天,他去航运展览会能干什么呢? 还有一位夏尔利·达尔通先生。父亲正是跟这个人,也跟他的老伙计吕西安·P,像掷橄榄球似的投电话。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连环画上的达尔通兄弟,后来我发现,这也是阿尔弗雷德·德·缪塞32的一个朋友的名字。这个人,我父亲总以他家族的姓氏称呼他:罗桑(或罗藏)。这个罗桑(或罗藏),酷似演员大卫·尼旺。当初我就觉得,西班牙内战期间,他加入佛朗哥阵营是可以理解的。他坐在沙发上,沉默无语,一连几小时不讲一句话。甚至我父亲不在,也坐在那里。夜晚,我不免想象:他就是一件家具。 星期一早晨,我父亲有时陪我到奥尔良门的罗通德街,拉我上学的专车就在那里等候。我们约摸六点钟起床,父亲还利用我上车前的时间,在奥尔良门的咖啡馆约见人,冬天的早晨天还未亮,咖啡馆的霓虹灯火辉煌。大咖啡壶咝咝作响。他在那里会见的人,不同于他在克拉里支或大饭店所见之人。他们谈话声音压得很低。一些集市商贩,一些汉子,有的红脸膛像推销员,有的样子奸诈又似外省公证人的文书。他们对他究竟有什么用呢?他们的姓名都有地方特色:坎塔尔、舍夫罗、皮卡尔…… 一个星期天早晨,我们乘出租车去巴士底街区。出租车行驶到一些大楼前,我父亲叫停了有二十来次:伏尔泰大街、共和国林荫路、里夏尔—勒努瓦大街……每次叫停,他都将一个信封交给居民楼的门房。他发掘了一个死掉的公司的股票,在召唤老股东吗?莫非是那家印度支那矿业联合公司吗?还有一个星期天,他沿佩雷尔环城大道投递信件。 有时,星期六晚上,我们去拜访一对老夫妇,法孔一家住在蒙马特尔高地后身,溪水街的一小套房间。在小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,里面装着的军功章,是法孔先生一九一四年战争中荣获的。他从前是搞印刷的,热爱文学。他赠给我圣—保尔·鲁33的一本精装诗集:《玫瑰和路上的刺》。我父亲是在什么场合认识他的呢? 我还记得有个叫莱翁·格兰瓦尔的人,他每周数次,跟我父亲共进午餐。高个头儿,卷曲的花白头发,一颗西班牙猎犬的脑袋,肩膀和目光显得懈怠。很久之后,我惊奇地发现了这个人的踪迹,我在杰稣·安芳特撰写的《德·布罗格利案件》中读到,一家马特萨公司董事长,“寻求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美元的资金”。他联系了莱翁·格兰瓦尔,“一个在卢森堡参加所有重要资本运作的人物”。在让·德·布罗格利、拉乌尔·德·莱翁和莱翁·格兰瓦尔三位先生之间,签订了一份协议书:他们若是获得借款,就拿五十万美元的佣金。根据我读到的材料,格兰瓦尔在资金运作期间死了。累死的?应当说这种人干起事来不要命,一连几夜不睡觉。白天,他们相互还不断地约见,争取签了他们的“协议书”。 我脑袋发昏,想呼吸更为纯净的空气,可是,我却想起我父亲的几次“约会”。一天,临近中午的时候,我陪他去香榭丽舍大街。接待我们的是个秃顶的矮个儿男人,非常活跃,房间可真小,我们勉强能坐下。我想到他就是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。他说话声音很低,就好像他非法占有这间办公室似的。 通常,我父亲星期天“约会”,就安排在克拉里支大厦大厅,并且带我去。一天下午,他跟一个英国人小声谈话,而我待在另一边。他试图出其不意,抢走英国人刚刚签字画押的一张纸。但是,英国人及时夺回了。那是一份什么“协议书”呢?在拜伦爵士街1号这栋赭色大厦里,有一间办公室,领导着一家非洲承包公司,配有一个女秘书,吕西安娜·瓦蒂埃,从前做过模特,他是以“你”称呼她。这是我对巴黎街道最初的记忆:沿巴尔扎克街上坡,然后右拐,踏入拜伦爵士街。也可以从另一个入口到这间办公室,那要从香榭丽舍大街进入诺曼底电影大楼,穿过迷宫似的走廊。 我父亲房间壁炉台上,摆放着好几卷他研究的《海洋法》。他考虑建造一艘雪茄状的油船。我父亲的两位科西嘉律师:我们去他家见过的马里亚尼先生、维扎沃纳先生。星期天和父亲一道散步,还有一位意大利工程师,持有压热力炉专利证书。后来,我父亲同一位埃尔德先生关系非常密切,他对物体放射感应进行探测,衣兜里总揣着一个摆锤。一天晚上,我父亲在楼梯上对我讲了一句话,难得的一句心里话,当时我还不大明白:“永远也不要忽略细节……我呢,很可惜,总是忽略细节……” 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间,又出现他的一个帮手,一个叫雅克·夏蒂雍的人。二十年后,我又见到了他——他已更名为雅姆·B·夏蒂雍。在德军占领初期,他给一个批发商当秘书,娶了那人的孙女,在那个时期,他在讷伊区成为马贩子。他寄给我一封信,谈了我父亲的事:“他在孤独中死去,你不要太难过。你父亲并不厌恶孤独。他有一种想象力——老实说,只是在面对生意时——他细心地充实着这丰富想象力,也充实着他的头脑。他从来就不孤单,因为他同自己的构建总是那么默契,这就是为什么,他那样子怪怪的,特别让人迷惑不解。他对什么都好奇,即使对他不以为然的事情。他本来是很容易暴躁的人,却能给人以平静的印象。他身处逆境的时候,眼里就放射光芒。他那双眼睛会睁得老大,而平常,他那稍显厚重的眼皮就遮护着眼睛。他尤其是凭兴趣做事的人。使他的对话者更加惊诧的是,他懒得说话,懒得阐明他的意图。他只是简单地提示几句,还用手势隔断,伴随着‘就这样’……话尾还从嗓子眼儿带出摩擦声。懒得说话,再加上懒得写信,而且在他看来有情可原:他的字迹难以辨认。” 雅姆·B·夏蒂雍很希望我写一写他一个朋友的回忆录:那是个混混,科西嘉人,名叫让·萨尔托尔,不久前死了,他同洛里斯通街的帮伙来往密切,在占领时期,他的头儿是拉封。“真可惜,你未能写让·萨尔托尔的回忆录,你认为他是拉封的一个老朋友,那就错了。他那是在利用拉封,当作他走私黄金和外汇的避雷针,法国人追捕他比德国人还要紧。要明白这一点,他确实了解洛里斯通整个团伙的底细。” 一九六九年,我的第二部小说出版之后,他打来电话,留给我一个姓名和街道门牌号,我去那儿能找到他。那是德·瓦尔加先生的家,后来,德·瓦尔加先生牵连到杀害让·德·布罗格利34的案件中了。记得那是个星期天,我和父亲,以及那个夏蒂雍,我们到瓦莱里安山散步。夏蒂雍五短身材,棕褐色头发,衰残的眼皮下面,黑眼球十分有神。他把我们带进一辆旧本特利车,车座的皮革都破损了——这是他留下的唯一财产了。过了不久,他不得不同这辆车分手,骑自行车到孔蒂河滨路来了。他是非常虔诚的教徒。有一天,我以挑衅的口气问他:“宗教,有什么用呢?”他赠送给我一本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传记,附上这样的题词:“送给帕特里克,读了这本书,也许就会明白‘这有什么用……’” 星期六晚上,父亲和我往往单独在一起。我们经常光顾香榭丽舍大街的电影院和戈蒙大酒店。六月的一天下午,我们走在罗什舒尔大街上—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去了那里——为了躲避阳光,我们走进街边的一间昏暗小厅:三角洲。乔治五世影院,正在放映一部记录片:《纽伦堡审判》。我十三岁才发现集中营的景象。正是那一天,对我而言,事情有所变化。而我父亲,他是怎么想的呢?我们从未谈起过,即使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。 夏季夜晚,我们去吕克或者摄政冷饮店吃冰淇淋,到香榭丽舍大街阿尔萨斯餐馆,或者科利泽街中餐馆去吃晚饭。晚上,我们将他要投放市场的塑料唱片样品,放到紫红色皮革包装的电唱机上。我还记得,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书:《如何交友》,如今想起来,我明白了他的孤独。假期的一个星期一早晨,我听见通向我六楼房间的内楼梯有脚步声。继而,隔壁大浴室传来说话声。几个执达吏拿走了我父亲的全部服装、衬衣和皮鞋。他运用什么策略,避免他们扣押家具呢?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暑期,在默热沃度过,我独自一人,有一个年轻姑娘,学美术的大学生照看我,就像一个大姐姐。公寓关闭,仿佛无人居住了。我们在半明半暗中穿过前厅,前往游泳池。从傍晚五点钟起,有一支意大利乐队,在游泳池畔演奏。一位医生和他妻子将他们家的两间卧室租给我们。怪异的夫妇。妻子——棕褐色头发——样子疯疯癫癫。他们收养一个我这年龄的女孩,同所有得不到爱的孩子一样,性情温柔,我和她到邻近学校空荡荡的教室里度过许多下午。盛夏的阳光下,一股青草和沥青的气味。 一九五九年复活节假期,我的一个同学不想让我关在寄宿学校里,就带我去蒙特卡洛35,到他祖母,德·波利尼亚克36侯爵夫人的家里。她是美国人。后来我听说,她的表弟哈里·克罗斯比37,正是劳伦斯和乔伊斯在巴黎的出版商,三十岁时自杀了。她开一辆黑色轿车。她丈夫经营香槟地区的葡萄酒,战前,他们同里宾特洛甫38过从甚密,当时里宾特洛甫就是香槟酒的推销员。不过,我同学的父亲当年却是抗敌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。他写了一本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书,由萨特作序。这一切,都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。在这位侯爵夫人家中,有时整个下午,就翻看一本本相册,那些照片始自二十年代,图解了她和丈夫所过的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。她愿意教我开车,在弯弯曲曲的路上,就把她十五马力车的方向盘交给我。一处弯道我没有拐好,我们连人带车差一点儿就悬空掉下去。她带我们,她孙子和我,去尼斯,到潘德马戏场看吕伊·马里亚诺的表演。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,英国之行,到博恩穆思,魏尔伦居住过的角落:散布在叶丛间的红色木屋、海水浴场的白色别墅……我不打算返回法国。没有母亲的音信。我还认为如果我在英国逗留的时间比预计的拖长些,也会省却我父亲许多麻烦。我投宿的家庭不能留我居住了,我就去一家旅馆的前台,身上带着三千旧法郎,他们让我免费睡在底层的一间改变用途的客厅。继而,我每天早晨上英语课的学校校长,也为我开方便之门,留我住进楼梯下面的一间仓储室。我逃往伦敦,晚间抵达滑铁卢火车站。我穿过滑铁卢桥,只身来到这座仿佛比巴黎还大的城市,我不免胆战心惊。走到特拉法尔加广场,进了红色电话亭,以接话者付费的方式给父亲打电话。我极力向他掩饰我内心的惊慌。他听我说独自到伦敦,并不显得很意外,还以无所谓的声调祝我好运。尽管我未成年,布卢姆斯伯里街一家小旅馆还是给了我一间客房,但是只准住一个晚上。第二天,我去碰运气,到大理石拱门另一家旅馆,他们同样无视我十五岁,给了我一间小客房。还是唱摇滚乐的阿飞男的英国,是克里斯蒂娜·基勒十七岁从郊区方始踏上的伦敦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年夏天,她当服务员,在贝克街一家希腊小餐馆打工,附近就是晚上我吃饭的土耳其餐馆,饭后我心里慌慌的,沿着牛津大街散步。“而托马斯·德·昆西喝着/鸦片温和而纯正的毒药/想他可怜的安娜梦魂萦绕……”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天夜晚,和母亲及其一个男友在学院街一家阿拉伯餐馆:库图比亚。时间很晚了,餐馆空荡荡的。还是夏天,天气很热。朝街道的门大敞四开。我少年时期的奇异岁月。阿尔及尔是巴黎的扩展,而巴黎能接收到阿尔及尔的声波和回响,就好像西罗科干燥的热风吹到杜伊勒里公园的树木,带来一点撒哈拉和海滩的沙子……在阿尔及尔和在巴黎的街道,跑着同样的小型低座摩托车,张贴着同样的电影广告,咖啡馆里的电唱机放着同样的歌曲,叫卖着同样的油炸土豆丸子。在阿尔及尔如同在香榭丽舍大街,都是同样的夏天。那天晚上,在库图比亚餐馆,我们那是在巴黎还是在阿尔及尔?过了一段时间,他们用塑料性炸药炸毁了库图比亚餐馆。一天晚上,在圣日耳曼草场——还是在阿尔及尔?——杰克·罗莫利衬衣商店前不久也炸毁了。 一九五九年这年秋天,我母亲在喷泉剧院演一出戏。星期六傍晚放了学,我就到剧院经理办公室做作业。我还在那周围溜达,发现了皮加勒街区,乡野气氛还不如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广场,倒比香榭丽舍大街混乱一点儿。这是喷泉街、白色广场、弗罗绍街,我头一回拂着巴黎的秘密,我虽然还没有明确意识到,却开始梦想我的生活了。 孔蒂河滨路,新来两个人,住进套房。罗贝尔·弗利,我父亲一个青年朋友,是他的司机,驾驶一辆雪铁龙19型车,陪他到处走,还有罗贝尔·卡尔,是一位裁缝,我母亲跟他联系密切,是为了拍马克斯·佩卡的电影:《恶性循环》,她扮演一个令人不安的外国富婆,一个年轻画家的情妇。 一九六〇年一月,我逃学了,爱上了一个名叫吉吉·达拉加纳的女孩,是我在母亲那里遇见的。我一直走到维拉库布莱的飞机库,又乘巴士和地铁,终于回到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,在波拿巴街与河滨路拐角,马拉佛斯兼售香烟的咖啡馆,偶然碰上吉吉·达拉加纳。她跟几个朋友,美术学院的学生在一起。他们劝我回家。我按家里的门铃,没人回应,想必我父亲和罗贝尔·弗利开雪铁龙19型车外出了。我母亲一如既往不在家。必须找个地方睡觉,我就向吉吉和她的朋友们要了点儿钱,又乘地铁和大巴回到寄宿学校。校长同意把我的学籍保留到六月份。但是,学年一结束,就让我退学。 我父亲和罗贝尔·弗利偶尔也会带上我出游。他们沿着法兰西岛39的田野行驶,约见公证人,参观各种各样的房地产。他们在护林人的小旅店里歇脚。我父亲似乎基于一种迫切的理由,一定要到“乡下”休养。在巴黎,我去欧斯曼大街73号找他们,罗贝尔和我父亲在办公室里长时间商议。罗贝尔·弗利蓄留着金黄的胡子。除了开雪铁龙19型车,我不知道他还能有别的什么活动。他向我解释说,时而他也去毕加尔40“溜一溜”,他回到孔蒂河滨路,就差不多早晨七点了。罗贝尔·卡尔将套房的一间屋改成裁缝车间。我父亲给他起个绰号:特吕发丹,假面喜剧41的一个人物。在四十年代,正是罗贝尔·卡尔,制作出头一批化装服饰:扎姆贝拉、卢奇·萨塞尔、姿姿·穆斯蒂克。 我陪父亲去克里斯托夫·哥伦布街,见一个新的“哑角”,一个名叫莫拉夫斯基的人。他住在这条街12号或14号,一家独立的小旅馆里。我在外面等着他,在栗树茂密的枝叶下来回踱步。时值初春。我母亲正在艺术剧院演一出戏,剧院的女经理是亚历山德拉·鲁贝—扬斯基。演出的剧目为《女人要知道》,作者是一位里昂丝绸厂厂主及其女友,演出完全由他们出资:租剧院,付给演员演出费。每天晚上,演出厅都空荡荡的,观众仅有里昂丝绸厂厂主的几个朋友。导演明智地向厂主建议,不要邀请剧评家,借口是他们“恶毒”…… 暑期前最后一个星期天傍晚,罗贝尔·弗利和我父亲开雪铁龙19型轿车,陪我去蒙塞尔学校,等我收拾好箱子,装进轿车的后备箱里,我就沿着西部高速公路,诀别了茹伊昂若萨。 看起来,家里就是想要我远离巴黎,一九六〇年九月给我注册了托讷的圣约瑟夫学校,是远在上萨瓦省(毗邻瑞士和意大利)的小镇。一位雅克·盖兰先生和他的妻子,我父亲的妹妹斯泰拉,做我的联系人。他们在安讷西湖畔韦里耶,租了一所绿窗板的白房子。不过,除了星期天偶尔离校几小时,他们对我并没有多大帮助。 “雅基”盖兰业余爱好“纺织业”,他原籍里昂,生活放荡,喜爱古典音乐,滑雪,开豪华轿车。斯泰拉·盖兰则与日内瓦的律师,皮埃尔·雅库继续保持通信关系。当时,皮埃尔·雅库被控告谋杀,关进了监狱,后来获释,斯泰拉就去日内瓦看望。大约一九六三年,我在莫旺皮克酒吧,遇见他和她在一起。他跟我谈论文学,尤其谈马拉美。 雅基·盖兰在巴黎,充当我叔父的顶替人:“盖兰公司”,上城街七十四号,其实就是我叔父经营的企业。我始终没有弄清盖兰公司究竟做什么,就是一个类似货栈的地方,我叔父拉尔夫的办公室在那里销售“物资”。过了几年,我问过他,公司为什么起盖兰的名,而不用他自己的姓名“莫迪亚诺”。他用巴黎的口音回答说:“要知道,老兄,意大利音韵的姓名,战后不为人待见……” 假期最后几天午后,我在韦里耶湖畔看《魔鬼附身》42和《巫魔舞会》。开学前几天,父亲寄给我一封措辞严厉的信,简直就是打击一个即将囚禁于寄宿学校的男孩的士气。他将一个有点罪过的人交给命运支配,还确信他这样做得对;是想落个心安理得吗?“阿贝托·鲁道尔夫·莫迪亚诺,巴黎六区孔蒂河滨路15号,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。你从圣洛给我寄来的信我给你打回去。我要对你说,收到你这封信,我一刻也不相信;你渴望回巴黎的动机,是为了考取你将要上的学校。正因为如此,明天早晨,你就赶九点钟的火车去安讷西。我等你到那所新学校的表现,我也只能祝愿在那里你的品行能起到模范作用。我本来打算去日内瓦见见你。这趟旅行,眼下看来没有必要了。阿贝托·莫迪亚诺。” 我母亲像一阵风似的经过安讷西,匆匆忙忙给我买了两件用品作为我的行头:一件灰色罩衫、一双打折的绉胶鞋,穿了十年从不透水。她在我返校那天晚上之前离开我。这总是于心不忍的事: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回寄宿学校,明明知道是去过囚徒生活。真想把孩子留下。她心中提出这个问题吗?看起来,从她的眼神里,我没有发现慈悲的影子。况且,她要动身去西班牙,准备逗留很长一段时间。 还是九月份。一个星期天晚上,返校了。圣约瑟夫学校最初的日子,对我来说很艰难。但是,我很快就适应了。四年以来,我就已经成为寄宿学校的常客了。我在托讷的同学,大多都是农民子弟,我喜欢他们胜过蒙塞尔那些金玉其外的小流氓。 可惜的是,阅读受到监视。一九六二年,因为看了《麦苗》,我被勒令离校几天。幸亏我的法语教师阿康伯雷神甫,我才获得“特许”,能看禁止其他学生阅读的《包法利夫人》。我保存了这本书,上面有他写的:“同意:二年级”,并有校长,议事司铎雅南的签名。阿康伯雷神甫推荐我看《海洋之路》,莫里亚克的一部小说。我看了很喜欢,尤其结尾,甚至如今还记得最后这句话:“……如往昔黑暗的拂晓”。他也让我读了《无根的人》43。难道他觉出我有点缺少的,就是索洛涅或者瓦卢瓦的一座村庄,抑或我自行编织的梦想吗?在宿舍里,我放在床头柜上的书籍:帕韦泽的《生存这一行》44。他也不想禁止我看如下这些书:《玛侬·列斯戈》45《火的女儿》46《呼啸山庄》《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》47。 每月离校一次,只有几小时,星期天傍晚,汽车又将我拉回学校。我在湖畔韦里耶的镇政府那边一棵大树下等车。乘车一路,我往往站着。许多农民星期天进城,也纷纷乘车回农场、夜幕临降。汽车驶过芒遍—圣贝尔纳尔城堡、阿莱克斯小墓园、格利埃尔高地48英雄墓园。星期天傍晚的这些长途汽车和安讷西—巴黎火车,还像占领时期那样,人塞得满满的。而且,汽车和火车车厢,还几乎同那时一模一样。 阿尔及尔军事政变49,我在宿舍关注着突变的形势,听着小半导体收音机,心想全国陷入恐慌,我就可以乘机逃离学校。可是,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晚上,法国重又恢复秩序了。 宿舍的小夜灯。假期过后,回到学生宿舍,头一夜非常难过。醒来不知身在何处。小夜灯猛然提醒了你。晚上九点钟熄灯。床铺太狭小。床单一股汗臭味,几个月也不换。衣服也同样。六点一刻起床。用凉水草草洗把脸,盥洗池长有十米,安装一大排水龙头。自习。早餐。咖啡不放糖,盛在不锈钢碗里。没有黄油。上午课间休息时,我们在操场的顶棚下,聚在一起可以读读《自由回声报》。下午四点钟,发一片面包干和一方块黑巧克力。晚餐喝栗子粥。我饿得要命,脑袋都有点发晕。有一天,我们几个同学将管总务的布隆神甫拉到一边,对他说我们吃不饱饭。星期四下午全班出游,围着托讷四周散步。到了村子,我趁机买《法兰西文学》《艺术》和《新文学》等刊物。这些刊物买来,我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。所有这些周刊,都摞在我的床头柜上。午饭后休息时,我就听广播。远处,树木后面,传来锯木头的单调呻吟。在操场的棚顶下,熬过连雨天。一排蹲式厕所,门也不关上。晚间,到小礼拜堂祈福;然后排队回宿舍。 雪,伴随六个月。这样的冰雪,我总觉有几分动人和友善。这一年,半导体收音机反复播放的一首歌曲:“不,我再也想不起,消失舞会的名字……” 这一学年,我极少收到母亲从安达卢西亚寄来的信。写来的信也大多寄到湖畔韦里耶盖兰家,仅有两三封例外,直接寄到学校。收寄的信件都必须由学校拆开检查,议事司铎雅南认为;这个没丈夫的母亲待在安达卢西亚;实在奇怪。她从塞维利亚给我写道:“你应当开始阅读蒙泰朗50了。我认为你从他那儿能学到许多东西。我的老小子,认真听我的话吧。求你这么做吧,读一读蒙泰朗。你会从他那里发现有益的劝导。例如,面对女人,一个年轻男子言谈举止应该如何。真的,读一读蒙泰朗的《少女们》吧,你能学到许多东西。”我万分惊讶,她的语气这么激烈:蒙泰朗的作品,我母亲一行也没有读过。是她的一个男友,记者让·科,向她耳朵吹风给我这个建议。如今我还困惑不解:他真的希望,在性爱方面,蒙泰朗成为我的向导吗?我倒是天真地读了《少女们》。我更喜欢蒙泰朗的《巴黎索引》。一九六一年,我母亲发错了,给我寄来另一封信,引起司铎的疑虑。这封信里附有关于一出喜剧评论的剪报:《奇阔塔的示意》,是她与菲尔南·格拉维巡回演出的喜剧。 一九六〇年圣诞节,是同我父亲及其女友在罗马度过的。他的女友比他小二十岁,一个神经质的意大利女郎,草黄色头发,一副冒牌的米莱娜·戴蒙若的范儿。平安夜的一幅照片图解了这一天。是在维讷托街附近一家夜总会拍摄的。照片上的我若有所思的神态;四十年后心中还发问,我跑到那儿干什么呢。我可以想照片是一种蒙太奇,便聊以自慰。冒牌货米莱娜·戴蒙若力图争得教会解除她的第一次婚约。一天下午,我陪他去梵蒂冈,登门拜访蓬多拉大人。蓬多拉尽管身穿教袍,办公桌上有教皇题赠的照片,还是像我父亲在克拉里茨会见的那些生意人。那年圣诞节,我父亲见我手上冻疮深深的裂口,似乎感到很诧异。 重返寄宿学校,一直熬到放暑假。七月初,我母亲从西班牙回来,要我去日内瓦机场接她。她的肌肤变为棕褐色了。她住到湖畔韦里耶盖兰家中,身无分文,只有一双鞋。在西班牙巡回演出收获不大,却毫发未损她的高傲。她的下颏扬起老高,讲述安达卢西亚和斗牛士的“辉煌”故事。然而,受华而不实和奇思异想的遮蔽,她那颗心并不温柔。我父亲在那一带逗留数日,由与他办事的菲力浦·德·D侯爵陪同。侯爵高个头儿,一头金发,蓄留髭胡,说话声音洪亮,带着一个棕褐头发的情妇。他借用我父亲的护照去瑞士。他们俩同样身高,留着同样的胡子,身体也同样胖瘦,而D丢失了证件,是因为比塞大51事件;他匆忙离开降临灾难的突尼斯。脑海重又浮现塔卢瓦尔的比兹神父的平台上的情景,心中再次发问,我掺和到我父亲、菲力浦·德·D及其棕褐色头发情妇中间,究竟能干什么呢。八月份,我母亲和我,我们去克诺克—勒—朱特52,那里一户人家是我母亲的朋友,战前曾在他们的小别墅接待我们。多亏他们的热情,我们才不至于露宿或者投奔救世军。常玩卡丁车的生活优裕而笨拙的青少年。根特的一些企业家,像快艇驾驶员那样洒脱,拿腔拿调地彼此问候,讲的法语极力掺进英语的声调。我母亲年轻时的一个男友,一副堕落的老孩童的样子,在通往奥斯坦德的沙丘后面经营一家夜总会。随后,我独自返回上萨瓦。我母亲则回巴黎。我在圣约瑟夫学校,又开始了一个学年。 一九六一年万圣节假期。在安讷西,雨和融雪下的王府街。书店橱窗里摆放着莫拉维亚53的小说《愁闷》,书带上印着:“而他的解闷方式:情欲”。万圣节灰色的假期,我读了《罪与罚》,这是我的惟一慰藉。我得了湿疹,要去瞧我从安讷西年鉴上查到姓名的一位女大夫。她看到我状态不佳,显得很惊讶。她问我:“您父母在吗?”面对她的关切和母亲般的温柔,我得强忍着,以免放声痛哭。 一九六二年,我母亲的一封信,幸好没有落到雅南议事司铎的手中:“这个星期我没有给你打电话,我没有在家。星期五晚上,我去参加鸡尾酒会,是利瓦克在他制片的摄影棚里举办的。我还出席了特吕弗54导演的电影,《茹勒和吉姆》的首映式,当天晚上,我又去国家大众剧院(TNP),看了卡尔德隆55的剧作演出……我想你,知道你学习多么紧张。加油,我亲爱的孩子。我拒绝同布维尔演那出戏,始终不后悔。真若扮演如此庸俗的一个角色,那我会难过死的。但愿我能找到别的东西。我的孩子,不要以为我忘了你,真的,我挤不出来时间,不能给你寄包裹。” 一九六二年二月,我趁封斋节前的星期二放假,不顾三十九度的高烧,乘人满为患的火车回巴黎,希望父母见我生了病,会留我在巴黎住几天。我母亲住到套房的四楼,屋里只剩下一张破了洞的长沙发,再无任何家具了。我父亲同冒牌货米莱娜·戴蒙若住五楼。在母亲的住房,我又遇见记者让·科,他有个保镖,以防秘密军队组织56的暗杀。萨特的这位前秘书是个奇特的人物,长一颗猞猁的头,那副模样仿佛被斗牛士吓呆了。我十四岁那时候,就说得他相信,斯塔维斯基57的儿子用了假名上学,就住在我的隔壁宿舍,这个同学曾向我透露,他父亲还活着,在南美洲某个地方。让·科就开着四马力小轿车来到学校,无论如何也要认识一下“斯坦维斯基之子”,期望搞一个独家新闻。那年冬天,我也重又见到了让·诺尔曼(又名让·杜瓦尔),我母亲的一位朋友,他在我十一岁的时候,就建议看侦探小说丛书。当时,一九五六年,我还不可能知道,他刚刚出狱。还有米莱依·乌鲁索夫,她睡在客厅的旧沙发上。还有一位棕褐色头发的女郎,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岁,是我母亲在安达卢西亚认识的。她嫁给一个俄罗斯人,埃迪·乌鲁索夫,外号“领事”——“自由古巴”的——因为他喝酒比得上马克尔姆·劳里58的人物。他们夫妇二人在托雷莫利诺斯59开了一家酒吧小旅馆。她是法国人。她向我讲述她十七岁那年,要去参加中学会考的那天早晨,闹钟没有响铃。她一直睡到中午,当时家住在朗德省一个地方。夜晚,我母亲不在,只有米莱依·乌鲁索夫陪伴我。她躺在陷下去的小长沙发上睡不着觉。而我,则有一张大床……一天早晨,我和她去奥岱翁60广场。在圣安德烈贸易法院的拱廊下,一个茨冈女人给我们看手相。米莱依·乌鲁索夫对我说,她很好奇,想十年后再认识我是什么情景。 在灰蒙蒙的三月份返回托讷。安讷西主教隆重参观了这所学校。大家纷纷吻他的指环。演说。弥撒。我收到父亲的一封信,没有被雅南校长拆开过,而这封信如果契合实际,那就是好父亲写给好儿子的信件。“一九六二年五月二日。我亲爱的帕特里克,我们应当以最大的坦诚态度,彼此将心里话全讲出来,这是避免亲人变为生人的惟一可行的办法,而这种情况可惜太司空见惯,发生在许多家庭里。我很高兴你向我谈你当下面临的问题:你要将你未来的生活引往什么方向。你向我解释,一方面你明白,要在社会上立足,文凭必不可少,另一方面,你也需要写书,创作剧本以表达自己的想法,你愿意全身心投入这件事。在文学上获得成就最大的人,除了少数例外,绝大部分都是学习成绩优异。许多事例,你同我一样了解:萨特,如果不是继续学业,直到获取哲学教师资格证书,他的著作有些就可能写不出来了。克洛岱尔61,出色地修完了政治学院的学业之后,到日本任年轻的大使馆专员时,才写出了《缎子鞋》。罗曼·加里62,获得了龚古尔奖,从前也是政治学院的学生,到美国任过领事。”他希望我能获得国立农学院的农业技师学位。他认为这是一种有前途的行业。他如此重视学习,就因为他本身错过了机会,他有点儿像那些强盗,要让他们的女儿在寄宿学校受到“修女”的教育。他说话带着轻微的巴黎口音——上城居民区和小公馆街的口音,也有特雷维斯居民区的口音,在那里寂静的树下,能听见潺潺的喷泉声。他时常使用切口隐语。不过,他能使出资人产生信任感,只因他这个人态度亲切,又显得稳重,高高的个头儿,着装极为合体。 我在安讷西通过了全国中学毕业会考。这便是我拿到的惟一文凭。七月在巴黎,见到了父亲母亲。蒙索公园,我读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报导。布洛涅树林,我发现了《长夜行》63。我独自走在巴黎的街道上,只觉得满心欢喜。八月的一个星期天,我向东南方向走去,儒尔丹大街和凯勒曼大街,这个街区以后我要摸熟。在一个报亭门面,我得知玛丽莲·梦露自杀了。 八月份在安讷西。克洛德。一九六二那年夏季,她二十岁,在里昂一家裁缝店干活。后来成为“临时工”的时装模特儿。继而到了巴黎,就当上正式时装模特儿了。再后来,她同一位西西里岛王子结了婚,到罗马生活,时间就永远定格了。罗贝尔。他在安讷西闹出丑闻,公然要求她“婶母”的身份。他在这座外省的城市里是个被排斥者。正是一九六二这年夏天,他二十六岁。他向我展现“鲜花圣母堂”多么“神妙”。罗贝尔非常年轻的时候,就跟比利时的男爵约翰·L交上朋友,那是男爵在安讷西逗留,下榻在王家大酒店的时候;还是这位男爵,我母亲于一九三九年,在安特卫普认识了他的掮客。一九七三年,我又见到了罗贝尔。那是个星期天晚上,在日内瓦,我们坐他的车穿过贝尔格桥,他喝得烂醉,我们险些掉进罗讷河中。他于一九八〇年死了,面部有击伤的痕迹,警察逮捕了他的一个朋友。我在一家报上读到这样写他:“一个小说人物的真正死亡。” 一位姑娘,玛丽。夏天,她跟我一样,下班后,晚上七点钟,到安讷西火车站广场乘长途汽车。她返回湖畔韦里耶。我是在这班车上认识她的。她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点,已经工作了,当了打字员。在她休息的日子;我们就到韦里耶湖畔小滩见面。她正在看莫洛亚64的《英国历史》。还看图片小说,是我去湖滩前给她买的。 在体育馆或者酒馆见到的我的同龄人,都随风而去了:外号“侯爵”的雅克·L,其父曾是保安队65队员,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大博尔南被枪决。皮埃尔·富尔尼埃,拿一根手柄有球饰的手杖。还有属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那一代人:克洛德·勃兰、扎基、保罗·埃尔维厄、罗兹;女的有伊维特,曾做过皮埃尔·勃拉瑟尔的情妇,棕发多米妮克,身穿黑色皮外衣,从拱廊下走过,据说,她在日内瓦,靠“她的色相”为生。……克洛德·勃兰和他的朋友们。都是一些vitelloni66。他们最迷恋的电影,就是《漂亮的美国女郎》。他们从阿尔及利亚战争归来,就买了MG旧车,带我去看了“夜场”的足球赛。其中一人打赌,用半个月就能勾引上省长的夫人,带她去凡尔登大饭店开房;他真赌赢了;另一个人则成为一位美艳富婆的情人;那是一个名人的孀妇,冬季经常到夜总会的二楼,光顾桥牌俱乐部。 我乘长途汽车前往日内瓦,在那里有几次陪伴我父亲。我们跟一个叫庇卡尔的人,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。下午,他总有约会。六十年代初,日内瓦很怪异。在罗纳饭店的大厅里,一些阿尔及利亚人低声交谈。我去老城一带溜达。据说,我爱上的棕发多米妮克,夜晚在湖岸缓坡街58号俱乐部里做事。在回程的路上,汽车在暮色中穿越边境,没有停车接受海关检查。 一九六二年夏,我母亲到安讷西巡回演出,在夜总会剧场演了萨沙·基特里67的剧作:《听好了,先生们》,同台演出的有让·马尔夏和米歇尔·弗拉姆,一头金发的“帅小伙”,穿着非洲豹皮色的游泳裤。他在体育馆的饮料专柜请我们喝了清凉饮料。暑假结束的时候,星期天跟克洛德一道,沿着帕齐耶草坪散步。已经入秋。我们从省政府门前经过,他的一个女友就在这机关里工作。安讷西又恢复外省城市的面貌。在帕齐耶草坪上,我们碰见一个年迈的亚美尼亚人,他总是踽踽独行。克洛德对我说,他曾是个非常富有的商人,大把大把钱给了妓女和穷人。雅基·盖兰的灰色轿车,由阿勒马诺装配的车身,环湖缓缓行驶,有始无终了。我继续拨弄这些年头,没有乡愁,只是声调很急迫。如果说,话相拥挤,而语无伦次,那也怪不得我。必须从速,否则我就丧失勇气了。 九月,在巴黎,我进入亨利四世中学哲学预科班,作为住校生,尽管我父母的住所离学校仅有数百米。算起来,我寄宿学习已有六年了。在前几所教会学校中,我领略了更为严格的纪律,可是对我来说,住校生活,从来没有像亨利四世中学这么难熬。尤其放学时刻,眼看着走读生纷纷离校,从大门廊跑上街道。 我记不大清楚住校的同学了。好像有三个男生来自萨尔格米讷城,准备上巴黎高师。我班上一个马提尼克68岛的同学,经常同他们在一起。另一名学生总抽烟斗,穿一件灰色罩衫、一双方格布列顿呢拖鞋。据说,他住校三年,没有出过这所中学的院墙。我还隐约记得同宿舍一个同学,矮个头儿,红棕头发,两三年后,在圣米歇尔大街,我远远望见他在雨中身穿大兵的军装……熄灯之后,夜间值班员手提灯笼,挨床上察看是否有人。这是一九六二年秋季,也像是十九世纪,也许上溯更久的一个时期。 我父亲只来这所学校看过我一次。校长允许我到学校门廊下等我父亲。这位校长的名字很好听:阿多尼斯·戴尔佛斯。父亲的身影,就站在门廊下,但是看不清他的脸,就好像在这中世纪修道院的背景中,他的出现在我看来是虚幻的。一个高挑身材的男人侧影,没有脑袋。记不得是否有会见室,我们是在二楼见的面,我想是间图书室,或者礼堂。只有我们父子二人,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前。我一直把他送到中学的大门口,他在先贤祠广场上渐行渐远。有一天,他向我透露,他十八岁那年,也经常到学院区来,兜里的钱只够吃顿便餐,在杜蒙—拉丁馆要杯牛奶咖啡,吃几个羊角面包。那时,他肺部有阴影。我合上眼睛,想象他沿着圣米歇尔大街返回,走在法兰西行动69的那些乖乖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。属于他的拉丁区,倒应该是维奥莱特·诺兹埃尔区。当年,他在维奥莱特大街上,一定能经常迎面遇见她。维奥莱特,“费纳隆70中学漂亮的女生,在她书桌里养蝙蝠。” 我父亲又跟冒牌的米莱娜·戴蒙若结婚了。他们住在五楼,在我母亲套间的上面。我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候,这两层是一套房,一九六二年,还没有折分成两套房。在一九四七年,我父亲开始租下第四层时,就封死一道门,建了一道内部楼梯。冒牌的米莱娜·戴蒙若不同意我既住校,又继续见我父亲。 住校两个月,我收到父亲这样一封信:“……今天早晨九点十五分,你上楼来告诉我,只要我不收回让你住校的决定,你就决意不再返校。大约十二点半,你又向我重申说过的话。你这种行为无法形容。如果照你的想象,使用这种小小的敲诈伎俩,就能使我退让,那你真是异想天开。因此,为了你好,我还是赶紧劝你明天早晨返校,向你的校长道歉,说明缘故,因流感才缺课。我要极其明确地把话说在前头,你若是另搞一套,那就有你后悔的。你才十七岁,还未成年;我是你父亲,为你的学习负责。我打算去拜访你的校长。阿贝托·莫迪亚诺。” 我母亲没有钱,在这一九六二年十月份,没有一场演戏聘约。我父亲发出威胁,如果我不乖乖返回学校宿舍,他就不再供给我生活费用了。如今想一想,我觉得他在我身上花费不多:只是那点儿住宿费。不过,我想起五十年代末,我见他完全“身无分文”了,居然向我借一千旧法郎,那是我外公不时拿出些他的工人退休金,从比利时寄给我的钱。我感到他比我父母亲近。 我继续“罢课”,不回学校宿舍。一天下午,母亲和我,我们一个铜板也没有了。我们在杜伊勒里公园里散步。万不得已,她决定求助于她的女友苏姗娜·弗隆。我们连买两张地铁票的零钱都没有了:就徒步走到乔治五世大街。苏姗娜·弗隆在她多层露台的套房接待我们:真以为上了一条邮轮。我们留下吃晚饭。我母亲双腿站定,以演悲剧的腔调,向她陈述了我们的“不幸”,同时伴随着不容置疑的舞台动作。苏姗娜善意地倾听,为这种境况伤心。她主动提出给我父亲写封信,给了我母亲一笔钱。 随后几个月,想必我父亲终于下了决心,让我永远离开我从十一岁就年年入住的学生宿舍。他约我到咖啡馆见面。他唠叨不休,怪罪我母亲和我,我在我们父子之间未能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。每次我都不得不向他乞求,他最终极不情愿,给我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,我就带给我母亲。有些日子,我空手而归,引起她大发雷霆。很快,我就要满十八岁了,随后几年,我就极力设法,自己给她弄到这些可恶的、印有诗人让·拉辛头像的五十法郎钞票,然而,这并不足以消除她始终向我表现出的咄咄逼人、缺乏善意的态度。我从来无法向她交心,也不能请求她什么帮助。有时候,我就像一条没有家谱的野狗;有点儿过分放任自流,萌生一种幼稚的欲念,白纸黑字,详详细细写下她由于心狠和轻率,让我遭受的所有委屈。现在我保持缄默了。我也宽恕了她。从今以后,这一切都消逝淡远了……记得我上学时,抄过莱翁·布洛瓦71的这样一句话:“人这颗可怜的心,有些部位尚属子虚,痛苦进入方始存在。”然而在这里,这是一种完全无谓的痛苦,甚至无法升华成一首诗。 窘困又要逼近我们。有一年——一九六三年一套房必须“接上”煤气,必须施工。我母亲付不出钱来,我也无能为力。我们只好在酒精炉上做饭。我们从来不烧暖气。缺钱的状况持续很久。一九七〇年一月的一天下午,我们一点招儿也没有了,她就把我拉到皮埃尔—夏隆街的当铺,让我将一支“钻石笔尖的金笔”当掉:这是一个文学奖品,由莫里斯·舍瓦利埃72亲手颁发给我的。他们只给了我二百法郎,我母亲眼神冷酷,一把抓过去揣进兜里。 那些年,我们年年都感受“房租付款期的焦虑”。这些套房很老旧,战前就破烂不堪,当时租金不很高。街区随着商业和居民而发生变化,从一九六六年起,房租就涨了。不要怪我,讲述这种细节,不过,这些事确实引起我的忧虑,但是很快就排除了,只因我相信奇迹,我也沉浸在巴尔扎克式的发财梦想中。 几次同我父亲见面,令人伤感,我们就再也不一道回公寓楼了。他先回去,我则依照他的指示,要等一阵工夫,绕着建筑群兜圈子。他得向冒牌的米莱娜·戴蒙若隐瞒我们父子见面。通常,我们单独相见。有一天,我们和菲力浦·德·D侯爵共进午餐,这一餐要跑两家餐馆,一家在卢浮宫河滨路,另一家在大奥古斯丁河滨路。父亲向我解释说,菲力浦·德·D有个习惯,同一顿午餐,要吃好几家餐馆,约见不同的人……在一家餐馆吃第一道菜,到另一家餐馆吃主菜,再换一家吃餐后点心。 那天,我们跟随菲力浦·德·D,从卢浮宫河滨路转移到大奥古斯丁河滨路。他身穿一种军装,声称在战争中,他曾是诺曼底—尼耶芒空军中队的成员。我父亲度周末,也时常去D的古堡,坐落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。他到那儿,甚至还参加猎鸭的活动,也只是勉为其难吧。我还记得,一九五九年,我们在索洛涅73保尔·贝尔托勒家度过的几天,有他妻子以及德·纳莱什伯爵,当时我真怕父亲把我丢下,而这些杀手带上我去围猎。我父亲跟菲力浦·德·D做“生意”,同样也跟保尔·贝尔托勒做“生意”。据我父亲说,D年轻的时候,是个放荡的公子哥儿,甚至蹲过监狱。后来,他给我看,D戴着手铐的一幅照片,是他从一份《私家侦探》旧报剪下来的。可是,D继承了他祖母(娘家姓W)一大笔遗产,想必我父亲需要他出资。五十年代末以来,我父亲确实还抱着一种梦想,要赎回哥伦比亚一个产业的股票。自不待言,他指望菲力浦·德·D出资帮他实现这一计划。 D后来娶了一个女汽车赛手冠军,最终毁掉了他的生活:先是在哈马马特(突尼斯、阿尔及利亚均有同名城市)经营一家夜总会,后来又到波尔多开了修车厂。我父亲则不然,还坚持数年,忠实于他那哥伦比亚之梦。一九七六年,一位朋友转交给一张卡片,上面能看到这样的信息:“莫居皮亚金融公司。注明地址:巴黎(九区)牧羊女街22号。电话:7707694。法国股份有限公司。董事与领导:总经理:阿贝托·鲁道尔夫·莫迪亚诺先生;董事:夏尔·吕什威、莱翁—米歇尔·泰松……等先生,卡菲尔托拉斯公司(拉乌尔·梅尔诺特先生)。” 这个董事会的成员,我还是对上号了。头一个,泰松,一九七二年九月,我误收从丹吉尔74给我父亲打来的这份电报:1194丹吉尔34601速结清办公室租金——断——我的女秘书固定——断。速答复泰松。这个泰松,是在丹吉尔的金融家。至于卡菲尔托拉斯公司的梅尔诺特;他曾是免税区国际董事会成员。 再有,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间,我随同父亲见到了董事会的第三人:夏尔·吕什威。我父亲拿这个夏尔·吕什威作为失败的例证,让我当心学习不要过分注重“文学”:夏尔·吕什威在路易大帝中学,念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科班,跟罗歇·瓦扬和罗贝尔·勃拉西拉是同学,结果他一生没干一点儿正经事儿。从形貌上看;像一个轻浮的瑞士人,爱喝啤酒,一个穿便装的宗教人士,戴一副金丝边眼镜,嘴唇软塌塌的,往往偷偷跑日内瓦的“男性公共便所”。他离了婚,五十岁又跟一个比他小得多的、矮胖留短发的女人一起生活,住在十六区底层没有窗户的一间屋子。别人能感觉出来,他准备达成任何妥协。他可能充当我父亲的总管和“男爵”,这并不妨碍他像答尔丢夫75那样,装腔拿调地教训我。一九七六年,我在孔蒂河滨路公寓的楼梯上遇到他,人明显见老,脸颊胖肿,一副流浪汉的样子,梦游似的胳臂上挎着食品袋。我发现他就住在五楼的套房,我父亲去瑞士了,房中空空如也,没有一件家具,连暖气、水电都断了。他和妻子占据空屋,勉强生活。妻子打发他上街买东西——也不过是几个罐头。她变成了一个泼妇:这个倒霉鬼每次回到空房,我都听见她大吼大叫,猜想恐怕他不再出席莫居皮亚公司董事会的会议了。一九七六年,我错收了这家金融公司的一份报告,内容是“已经向我们公司在波哥大的律师发出指示,到哥伦比亚法院启动赔偿的诉讼程序。我们以此件告知你们,你们的总经理是提姆伯南美洲公司的董事,在这家子公司中代表我们的公司”。然而,生活是残酷而不公正的,打破了最美好的梦想:总经理永远也拿不到波哥大方面的赔偿金。 一九六二年圣诞节。那年圣诞节是否真的下了雪,我已经记不清了。不管怎么说,我在记忆中,看见夜间大雪纷飞,落到公路和马厩上。若泽和亨利·B把我接到圣洛种马场。若泽姑娘在我母亲外出时看护我,从我十一岁到十四岁。她的丈夫亨利是种马场的兽医。他们是惟一可托付我的人了。 后来几年,我经常来圣洛,到他们家。这座城市,人称“废墟之乡”,毁于盟军登陆的轰炸中,许多幸存者都失去了他们身份的踪迹和证明。必须重建圣洛,一直建到五十年代。我去阳台咖啡馆和市图书馆,亨利则带我去周围的农场,即使夜里叫他,他也得去给牲畜医治。恰恰是在夜晚,想到所有这些马匹在我的周围守护,或者在马厩里睡觉,我就放心了,至少这些马匹不会被送到屠宰场了,不像一天早晨,我在勃朗西翁门所见到的那一长队。 在圣洛上学的时候,我交了几个女友。其中一个住在发电厂。另一个,十八岁就想上巴黎,注册戏剧学院。她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,向我透露她的打算的。在外省,在安讷西,在圣洛,所有梦想和晚间漫步,都出现在发往巴黎的火车站前。 一九六二年这个圣诞节,我读了巴尔扎克的《幻灭》。我一直住在房子顶层的同一间屋,窗户对着大路。记得每逢星期天,午夜时分,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沿这条路走向工棚,不断地喃喃自语着。圣洛令我念起《深红色窗帘》76的亮灯窗户——仿佛我在那老房间,或者我的青春里忘记了关灯。巴尔贝·多尔维利77就出生在这附近,我参观过他的故居。 一九六三年。一九六四年。混淆的两年。缓慢的日子,雨天……然而有时,我却领略到第二状态:我摆脱了这种灰蒙蒙的天地,进入到一种陶醉和梦游的混合感觉,正像在一个不眠的春天之夜后,行走在街道上。 一九六四年。我在火车站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,遇见一个名叫卡特琳娜的姑娘,她有着阿莱蒂街区的巴黎人的优雅和口音。我记得那年的春天,沿着露天地铁掠过的栗树叶丛。火车站大街,低矮的房屋当年还没有拆毁。 我母亲在杂剧院扮演一个小角色,演出弗朗索瓦·比耶杜78的一个剧本:《世界怎么样,先生?世界在自转,先生……》鲍里斯·维昂79的妻子,于尔舒拉·库伯莱也在剧中扮演了角色。她开一辆红色摩根牌轿车。我去过几次她和他的男友家,男友霍特·德戴埃,自称威龙。她教我如何跟鲍里斯·维昂跳熊舞。我很激动,看到了鲍里斯·维昂收藏的全部唱片。 七月,我避居到圣洛。空闲的午后,我经常光顾市立图书馆,同一位金发女郎邂逅。她带着几个孩子、几只狗来度假,住在特鲁维尔高地上的一座别墅里。在占领时期,她十四岁,就成为圣德尼荣誉勋位团学校的寄宿生。是从前寄宿学校的女生。母亲给我写来信:“你在那儿若是待得好,那就尽量久留。我生活上花销很少,省下来的钱就寄给拉菲特百货商场,偿还我的欠款。” 九月,在圣洛,又接到母亲一封信:“我不相信今年冬天,我们能取上暖,但是总得想办法。因此,我的孩子,我要你把省下的钱全给我寄来。”这个时期,我“顺走”些图书挣点儿钱。在另一封信中,有一线希望:“冬季来了,肯定不会像去年那样,我们度日如年……” 我接到父亲的电话,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,就为我注册了波尔多市米歇尔—蒙田中学高级文科班。所谓他得“管理我的学习”。他约我第二天,在卡昂火车站餐厅见面。我们乘坐第一趟火车回巴黎。那个冒牌的米莱娜·戴蒙若到圣拉扎尔车站接我们,开车把我们送到欧斯特利茨车站。我心下明白,正是她要求把我流放,远离巴黎。父亲要我奉送我手上戴的紫晶戒指,作为同冒牌的米莱娜·戴蒙若和解的证物,而这枚戒指是我的女友,那个“从前寄宿学校的女士”送给我的留念。我拒绝送上这枚戒指。 到了欧斯特利茨车站,父亲和我上了开往波尔多的火车。我一件行李也没有带,形同被劫持走了。我同意随他一起走,是希望能跟他讲讲道理;两年来,我们总是约在咖啡馆匆匆见面。这还是第一次相处这么长时间。 我们晚上抵达波尔多。父亲在富丽饭店为我们俩要了一间客房。随后几天,我们就到卡特琳娜大街逛商场,添置我这住宿生的行头——校长已向我父亲通报了所需物品的清单。我还是想尽量说服他这一切都是徒劳的,可他却锲而不舍。 一天晚上,在波尔多大剧院门前,我撒腿就跑,想把他甩掉。随即,我又心生怜悯,再次试图开导他。他为什么总要摆脱我呢?就让我留在巴黎,这样事情不是更简单吗?我已经过了囚禁在寄宿学校的年龄。他什么也听不进去。于是,我就佯装服从了。还像从前一样,我们去看电影……返校的星期天晚上,他叫了出租车,陪我到米歇尔—蒙田中学。他给了我一百五十法郎,让我签了收条。为什么呢?他坐在出租车里,一直等我走进学校的大门廊。我提着箱子上楼进宿舍。有几名寄宿生把我当成“新生”,逼我念一篇希腊文课文。于是,我决定逃离。我拎着箱子走出学校,到图尔尼林荫路上杜贝恩餐馆用晚餐,是这几天父亲带我来吃饭的地方。然后,我乘出租车直奔圣若望火车站。有一趟夜车开往巴黎。这一百五十法郎就所剩无几了。波尔多素称“海路”之城,真遗憾我没有很好了解。也遗憾没来得及呼吸一阵松树和松脂的气味。第二天到巴黎,我在楼梯上撞见我父亲。他见我又冒出来,不禁惊呆了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照面互不理睬。 一天天,一月月过去。季节亦然,春去秋来。当时我真想倒回去,重新好好过过我蹉跎的所有岁月。然而怎么可能? 现在,我徜徉在尚皮奥索街,正是午后晚半晌,满目是夕阳。我的时光在蒙马特尔度过,处于白日做梦的状态。我比在任何地方感觉都好。拉马克—科兰古地铁站和上升的电梯,桑·克里托巴商场和对角楼梯。特拉斯饭店的咖啡馆。有那么一会儿,我感到了幸福。晚上七点,同梦想约会。贝尔特街冰冷的栏杆。而我的呼吸,总是那么短促。 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,星期四,如果一个老记事本可信的话,我们母子俩一文钱也没有了。母亲要求我上门向父亲索钱。我心如死灰,登上楼梯。我本来就不打算按门铃,可是母亲在楼梯平台,威胁地盯着,目光和下颏儿凄然,嘴角冒着白沫。我按响门铃。他叭的一声把我关在门外。我再次按门铃。冒牌的米莱娜·戴蒙若吼叫起来,要打电话报警了。这工夫,我又下到四楼。警察来抓我了。我父亲陪伴他们。在门房惊奇的目光下,警察让我们俩都上了停在楼前的囚车。我们并排坐在长凳上。他不跟我说话。我生来头一遭被塞进囚车,也是巧合,与我父亲同在一辆囚车。他呢,已经有过这种经历了,一九四二年二月和一九四三年冬季,当年他是因犹太人问题被警局的法国警官收走的。 囚车沿圣父街到圣日耳曼大街,遇红灯停在双叟咖啡馆80门前。我们到修道院街的警局。我父亲向警官告我的状,说我是个“流氓”,去他家“制造事端”。警官告诫我,再有“下次”,他就把我扣下了。我明显感到,能把我永远丢给警局,我父亲心里就快慰了。我们一同回孔蒂河滨路。我问他为什么由着冒牌的米莱娜·戴蒙若报警,为什么在警官面前罗织我的罪名。他始终一言不发。 就在这同一年,一九六五或者一九六四年,我父亲雇人拆除了连接两层的内楼梯,两套房间就彻底分离了。我打开房门,只见小屋堆满瓦砾,中间有几本我们童年的书,以及寄给我弟弟的明信片,当初放在五楼,现在都撕烂了,丢在碎砖石块中间。五六月份。始终留连于蒙马特尔高地。天气晴好。春天,我待在修道院街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。 七月。乘夜班火车,站在走廊里。前往维也纳。我在西站附近一家不伦不类的旅馆住了几夜。随后,我在圣查理教堂后面,找到一间屋可以栖身。在哈维尔卡咖啡馆,我遇见各色各样的人。一天晚上,我就是在那里同他们一起庆祝我的二十岁生日。 我们在波茨伦斯道夫花园,也到海利根斯塔特那边一座工人花园进行日光浴。格拉本附近的拉伯咖啡馆,有一间阴森的屋子,一个人没有,我们就听碧雅芙81的歌曲。总是这种微醺,又掺杂几分梦游的状态,仿佛失眠一个通宵之后,行走在夏日的街道上。 有几次,我们一直走到捷克和匈牙利的边界。大片旷野。一些屋顶岗哨楼。如果有人走进那片区域,他们就朝你开枪。 九月初,我离开维也纳。正如歌中所唱的:离开这个地方,轻轻说声“再见”82。我们的约瑟夫·罗特83的一句话令我想起,四十年我没有再见过的维也纳。我还能再见到吗?“这些战战兢兢、转瞬即逝的夜晚,要抢在消逝之前,必须尽快抓住,我尤其愿意在公园里,在沃尔克斯加滕,在普拉特,要出其不意,突然抓住夜的最后亮光,最为柔和,依然透进一家咖啡馆里的光,幽微而清淡,宛若一缕疏香……” 夜班火车,二等车厢,在西站上车,从维也纳开往日内瓦。我到日内瓦已是午后晚半晌,换乘长途旅行车去安讷西。到安讷西夜深了,正下瓢泼大雨。我身上一文不名,到王府街,下榻英国饭店,还不知如何付房费呢。安讷西,我已经认不得了,这个夜晚,在雨中,就是一座幽灵城市。火车站广场,他们拆毁了老饭店和旧楼房。第二天,我遇见几个朋友。他们当中许多人,都已经去服兵役了。夜晚,我恍若看见身穿军装,行走在雨中。我总归还剩下五十法郎。可是,英国饭店客房很贵。逗留的这几天,我返校看了看托讷圣约瑟夫中学,看望我从前的文学课老师,阿康勃雷神甫。我从维也纳给他写过信,请问他下一个学年,是否可能给我一个岗位,当学监或者辅导老师。我觉得自己是要逃离巴黎,我那可怜的父母没有给我一点点精神上的支持,撂下我靠墙站着。我收到阿康勃雷神甫两封信。“我很希望这次开学,学校聘用你当老师。我同校长谈过了。教师班子已经满员了,不过,到八月底之前,还可能有变化,但愿你能加入我们的队伍。”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七日的信中,他给我写道:“这些日子,我排出的时间表表明:一九六五—一九六六学年,人员富富有余。不可能给你工作,即使安排半班也不行……” 不过,生活仍旧继续,却不大清楚彼时,何以同这些人而不是另些人打交道,何以在某地而不在别的地方,影片是原版还是复制版。如今还留在我记忆中的,无非是一些零散的镜头。我注册了文学院,只为拖延服兵役,绝不会去上课,我是个幽灵大学生。让·诺尔曼(又名:让·杜瓦尔),数月以来,住到孔蒂河滨路,占用原先连接四楼和五楼的内楼梯的那间小屋。他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,但是他被判禁止在巴黎逗留。这是我后来才知晓的。我母亲大约是在一九五五年认识他的。诺尔曼那年二十七岁,因抢劫罪被判刑而刚刚出狱。也是天缘凑巧,他非常年轻,就跟苏姗娜·布克罗打了几次劫,而我和弟弟在茹伊昂若萨,也正是住在苏姗娜家。后来,他已入了狱,因为一九五九年,他还在普瓦西总监狱。他来到破烂不堪的套房,找人施工,进行了必不可少的修缮。可以肯定,他付钱给我母亲。这个诺尔曼(又名:杜瓦尔),我很喜欢他。一天晚上,他在我的房间壁炉上,悄悄放了一张面值一百法郎的钞票,他走后我才发现。他开着美洲豹汽车,第二年发生本·巴尔卡84事件时,我从报纸上得知,别人给他起个绰号,叫“大个头美洲豹”。 约摸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间,一个事件:晚上十点钟,我独自在房间,听见楼上很重的脚步声,是我父亲家中,还听见掀翻家具,打碎玻璃的一片声响。继而,肃静下来。我打开朝楼梯的房门。两个膀大腰圆的杀手或者便衣警察模样的家伙快步下楼梯。我问他们出了什么事。其中一个蛮横地摆了摆手,冷冷地对我说了一句:“请您回屋去。”我听见父亲屋里走动的声音。可见他在家……我犹豫要不要给他打电话,自从那次去波尔多,我们可是再也没有见面,我确信他一听是我就会挂断电话。两年过后,我要他对我讲那天晚上发生的事。他装作听不明白我说什么。我认为他这个人,有十位初审法官也问不出什么来。 一九六五年这个秋季,我兜里揣着几张印有维克多·雨果肖像的五法郎钞票,晚上光顾吕泰斯剧院附近的一家餐馆。我也躲到十五区,菲利克斯—富尔林荫路的一个房间,在那里,一位朋友寄放了收集十年的《巴黎赛马报》,他用来进行神秘的统计,以便在欧特伊和隆尚赛马场赌博。虚幻。记得我还是发现了一个去处,那是在格雷奈勒街区,多亏了那一条条由黑线划出来的,直通塞纳河边的小街。有时夜里很晚,我乘坐出租车去,五法郎车费。十五区边缘,经常有警察设卡检查。我早把我证件上的出生日期动了手脚,一九四五年改为一九四三年,这样便已成年。 雷蒙·格诺85很热心,每星期六接待我。往往是一到下午,我们就从讷伊沿左岸走回来。他向我提起他同鲍里斯·维昂的一次散步,一直走到几乎无人知晓的一条死路,深入十八区,在欧斯特利茨火车站台和铁道之间:雅里十字架街。他建议我去看一看。我看出来,格诺最高兴的时刻,就是他下午散步时,因为他要为《不妥协报》写关于巴黎的文章。我不免琢磨,我在这里回顾这些逝去的年代是否值得。我也跟格诺一样——只有独行街头,寻找阿涅尔良种狗的时候,我才真正体现自我。那时候,我养了两只狗,叫雅克和保罗。一九五二年,在茹伊昂若萨,我和弟弟有一只母犬,取名佩吉,一天下午,在库尔译讷博士街被轧死了。格诺非常喜爱狗。 他给我讲了一部西部片,其中有印第安人和巴斯克人的一场残酷搏斗。巴斯克人的出现引起他的极大好奇,也让他忍俊不禁。我终于发现了是哪部影片:《晴天霹雳》86。内容提要明确指出:印第安人反对巴斯克人。为纪念格诺,我倒希望深入一个偏僻的街区,在一家被人遗忘的拆毁的影院里,观看这部电影。格诺的笑。半像间歇喷泉,半像旋转玩偶发出的嘎嘎声。我不善于使用比喻。这纯粹是格诺的笑。 一九六六年。一月的一天夜晚,大约十一点钟,让·诺尔曼回到孔蒂河滨路。家里只有我一个人,和他在一起。收音机开着,播送一条新闻:菲贡在雷诺德街的单间公寓,在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自杀了。他是本·巴尔卡案件的主凶之一。诺尔曼登时面失血色,当即打了个电话,冲一个人吼叫一通。他很快挂断电话,向我解释说,一个小时前,菲贡还跟他一起吃晚饭,菲贡是个老朋友,从上圣巴尔伯中学时关系就密切。他没有告诉我,五十年代,他和菲贡都关在普瓦西总监狱,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 各种各样的小事件层出不穷,从我们身上滑过去,没有留什么痕迹。在印象中,你还未能过上自己真实的生活,只是个秘密的过客。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活,有些碎片又浮现在我的脑海。在复活节,我偶然读到一份杂志的一篇文章,是关于让·诺尔曼和本·巴尔卡案件的,标题为:《还等什么不审问这个人呢?》同时刊登诺尔曼的一张大照片,附上这样一段说明文字:“他那张脸型是用斧头砍出来的,再用风镐雕琢一番。他名叫诺尔曼,又自称杜瓦尔。菲贡叫他‘大个头美洲豹’。一个乔治·菲贡,是诺尔曼,又名杜瓦尔的老相识了……” 这年春季,有时我就躲到勒加尔街,马尔雅恩·L家。他的公寓套房是一帮人的聚会地点:这些人没有指南针,航行于圣日耳曼草场区、蒙巴纳斯区和比利时之间。其中有的已经处于迷幻状态,来往于伊维萨岛87,就在此落落脚。在勒加尔街,也能碰到一个叫皮埃尔·杜维尔兹(或杜维尔茨)的人:一头金发,三十五岁,蓄留髭胡,穿一身浅色方格细呢装。他讲法语,是一口高雅的国际声调,衣服的翻领还挂着军功章。他声称当年在圣麦克桑军校曾是士官生,跟一个“吉讷姑娘”结了婚;他时常给一些大使打电话,而经常伴随左右的一个家伙,则长一颗随时准备让他吞掉的脑袋,他还吹嘘同一个伊朗女郎有关系。 还有一些身影,其中有个叫杰拉尔·马西亚诺的。还有多少人;已经被我遗忘,他们恐怕暴卒,早已不在人世了。 一九六六年春,在巴黎,我注意到气氛有所变化,某种气氛的变奏,一九五八年十三岁时,在接下来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,我就有过这种感觉。不过这回,在法国,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,毫无断裂点——要不然我就是忘记了。说来实在惭愧,我还真讲不好一九六六年六月,世界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走出一条隧道,但究竟是什么隧道,我不得而知。扑面而来的这股清新空气,在以前的季节,我们未曾体验过。莫非是二十岁人的幻想,每次都以为世界跟他们一起开始吗?那年春天,我觉得空气更为轻盈。 本·巴尔卡案件之后,让·诺尔曼不再住孔蒂河滨路,已经神秘地消失了。大约是五六月份,我被传唤到毒品搜查队,要求我面见某位朗格莱警官。他在一间办公室,在来来往往的其他警察中间,一连审问了我三个小时,在打字机上录下我的回答。令我大为诧异的是,他说有人检举我嗜毒,贩卖毒品,给我看一张杰拉尔·马西亚诺的模拟像,那是我在勒加尔街遇见过一两回的人。我的名字似乎在他的记事本上。我说我从未见过他。警官要求我给他看看胳臂,检查上面是否有注射毒品的针眼。他威胁我说,要搜查孔蒂河滨路的住处,以及我在菲利克斯—富尔林荫路藏身的那个房间。看起来,他并不知道勒加尔街存在的那个点,这让我感到奇怪,因为那个杰拉尔·马西亚诺经常光顾那套公寓。警官放了我,还明确告诉我,我可能还要接受另一次询问。可惜的是,询问从来问不到点子上。 我让马尔雅恩·L当心毒品搜查队,也当心杰拉尔·马西亚诺,不过,此人再也没有露面。皮埃尔·杜维尔兹后来也被捕了,当时他正在一家武器商店,购买或者出售一把手枪。杜维尔兹是个骗子,签发逮捕证被抓起来了。而我呢,干了一件蠢事:我偷了杜维尔兹放在马尔雅恩·L家的非常华丽的服装,共有好几套,还拿走马尔雅恩·L房东的一架风琴。我同圣保罗花园街的一个旧货商讲好,东西全给他,卖五百法郎。他向我解释说,他从属于克利希街区的一家旧货商,非常熟悉茹瓦诺维奇。如果我有别的物品要脱手,尽可以给他打电话。他还多给了我一百法郎,显然被我的羞怯感动了。次年,我就弥补这件蠢事,用我第一笔作者版权所得偿付了所偷的风琴。我也情愿再给杜维尔兹买几套衣服,可是,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 干脆彻底坦白好了:一九六三年,我母亲和我,我们认识在跳蚤市场卖东西的一个波兰人,卖给他四套几乎全新的服装、衬衣和三双还带白木鞋撑的皮鞋,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罗贝尔·弗利放在一个柜橱里的。他也跟杜维尔兹一样,穿一身浅色方格细呢装,不知哪天就无影无踪了。那天下午,我们一个铜子都没有了。我去多菲讷街食品杂货店退酒瓶,才换回押金的一点零钱。当时,一根棍子面包要四十四生丁。后来,我又从私人和图书馆窃取一些书籍卖掉,只因我缺钱。有格拉塞出版的《在斯万家这边》88一本初版,由阿尔托89题赠给马尔罗90的,还有蒙泰朗题词的几部小说、塞利纳的信件、一八一九年出版的一本《国王武官职图》、魏尔伦的《女人与翁布尔牌91》的秘密版本、几十册七星经典和艺术著作……自从开始写作了,我就再也没有犯小偷小摸的毛病。我母亲尽管高傲,到了“漂亮的女园丁”或别的商店,有时也从货架上顺几件“奢侈品”和皮件。她从未被人当场抓住过。 然而,时间流逝,一九六六年夏临近,我也随之到了所谓的成年,避居到凯勒曼大街的街区,光顾附近的大学城,及其大片草坪、餐厅、小酒吧、电影厅和大学城居民。交了朋友,有摩洛哥人、阿尔及利亚人、南斯拉夫人、古巴人、埃及人、土耳其人…… 六月,父亲和我,我们和解了。我经常能在吕特蒂亚饭店前厅见到他。我发觉他对我不怀好意。他试图说服我先去服兵役。他还对我说,他会亲手安排,将我编入勒伊兵营。我假装听从,好让他给点儿钱,够我度过“非军人”的假期就行了。他确信我很快就要到军旗下。我即将二十一岁,他也会最终摆脱掉我了。他给了我三百法郎,这是他一生中给我的唯一一次“零花钱”。拿到这笔“奖金”,我高兴极了,情愿答应他应征入伍。现在我还想,是什么神秘的命数总唆使他,将我打发得远远的:教会学校、波尔多、警局、军队…… 赶在秋季军营之前,尽快动身。七月一日一早,我就登上开往里昂的火车。二等车厢,挤得满满当当。这是假期的头一天。大部分时间,我都站在车厢过道。将近十小时行程,到达南方。汽车沿着海边行驶。伊桑布尔、圣·马克西姆。自由与探胜,短暂的印象。在我生活的标识中,夏季总是很突出,尽管由于漫长的中午,一年年夏季最终相混淆了。 我在拉加德·弗雷奈小广场边租了一间屋。正是在那里,在咖啡馆餐厅露天座的凉棚下,一天下午,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。对面是邮所,在这阳光和睡眠的村子里,每天只开门两小时。在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我年满二十一岁了,第二天,我就又要登上火车了。 到巴黎,我藏匿起来。那是八月份。晚上,我去枫丹白露影院,在意大利林荫路,再去瀑布餐馆,在雷伊林荫路……我给父亲一个电话号码:Gobelins 71-91。他早晨九点就给我打来电话,而我上了闹钟,下午两点钟才起床。我继续写小说。最后见我父亲那一面,是在巴比伦街和拉斯帕伊大街的拐角,那家咖啡冰淇淋店。接着,我们之间就是往来信件。“阿贝托·鲁道尔夫·莫迪亚诺,巴黎六区,孔蒂河滨路15号,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。亲爱的帕特里克,鉴于你决意任性而为,无视我的决定,那就要面临如下的局面:你二十一岁了,也已成年,对你我再也没有责任了。因此,你就不要指望得到我任何帮助,任何性质的支持;无论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。我对你采取的决定很简单,你接受与否,都没有讨论的余地:你取消了到八月十日前的延期入伍,准备十一月份入伍。星期三早晨,我们说定一同去勒伊军营,以便撤消你的延期。我们约定十二点半见面,我一直等到十三点一刻,这是你一贯的方式,虚伪而无教养的青年,不赴约甚至不屑于打个电话道歉。可以告诉你,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,对我表现一种如此卑劣的行为。你选择吧,或者随心所欲地生活,完全彻底放弃我的支持,或者遵从我的决定。由你抉择。我可以绝对肯定地告诉你,不管你怎么选择,生活会再次教育你,你父亲是多么有道理。阿贝托·莫迪亚诺。又及,补充一句,我特意召集了我的家庭成员,说明了情况,他们完全同意我的看法。”什么家庭呢?《桑利斯的约会》92中租一晚上的家庭吗? “巴黎,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。亲爱的先生,要知道上一个世纪,那些‘招兵的大官’将他们的受害者灌醉了,让他们按手印当兵。您这么急着想把我拉进勒伊军营,令我想起这种招数。这次服兵役,给了您摆脱我的良机。上周您许诺给我的‘精神支持’,那些士官会接手。至于‘物质的支持’,那就微不足道了,因为我在军营管吃管住。总之,我决意任性而为,无视您的决定。这样,我要面临如下局面:我二十一岁了,也已成年,您对我再也没有责任了。因此,我不能指望得到您任何帮助,任何性质的支持,无论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。” 如今我后悔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。可是,我又能怎么办呢?我并不怨恨他,而且也从未怨恨过。我只是害怕,又被囚禁在东部的一座军营里。假如他再晚十年认识我——这里拿米莱依·乌鲁索夫的话说——那么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一点点问题了。他一定会兴趣盎然地听我对他谈文学,而我呢,也会向他提问题,问及他这大资本家的计划,他那神秘的过去。那么,生活就是另一番情景:我们挽着手臂逛街,约见也不再避讳任何人了。 “阿贝托·鲁道尔夫·莫迪亚诺,巴黎六区孔蒂河滨路15号,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。我收到你八月四日的来信,不是写给你父亲,而是写给‘亲爱的先生’的。看信的内容,才明白指的是我。你的不诚实和虚伪出了格。这又是波尔多事件的翻版。我让你十一月去当兵,不是轻率的决定。我认为势在必行:你不仅要换换环境,而且你的生活也应有纪律的约束,不可放任自流。你挖苦的话实在卑鄙。我记下你的决定。阿贝托·莫迪亚诺。”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的面。 秋到巴黎。我继续写我的小说,每天晚上,在凯勒曼大街居民大楼的房间里,也在穆歇海军上将街尾的两家咖啡馆。 一天夜晚,我暗自纳罕,为什么我同另一些人,到塞纳河的另一边,相聚在乔治和吉吉·达拉干家,而我十四岁半的时候,就曾为了吉吉逃过学……当年她住布鲁塞尔,我母亲在孔蒂河滨路接待她。从那以后,圣日耳曼草场的几位科幻作者、“惶恐”派的几位艺术家就聚拢在她的周围。他们一定都在追求她,而她在丈夫淡漠的眼皮底下,向他们示爱。乔治·达拉干,布鲁塞尔的实业家,花神(咖啡馆)的名副其实的支柱,他就钉在座位上,从九点钟泡到半夜,无疑是为补回在比利时虚度的岁月……跟吉吉在一起,我们谈论过去和已经远逝的我的少年时期。她向我讲述,我父亲晚上带她去“贝壳夏洛王”……她保留了对我父亲的温馨记忆。那是个迷人的男人,遇到那个冒牌的米莱娜·戴蒙若才变了。娜塔莉,原来是空姐,是一九五〇年他在巴黎—布拉柴维尔的一次航班上认识的,后来她向我讲述,我父亲手头拮据的日子,不是带她去贝壳夏洛王餐厅,而是去罗杰薯条店吃晚饭……我胆怯地向乔治·达拉干和吉吉提议,看看我的小说手稿,就好像把他们家当成德·卡雅维夫人和先生的沙龙了。 所有这些人,在六十年代相遇,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见面,也许他们在一种平行的世界继续生活,躲避了岁月的消磨,仍然保持他们从前的面貌。刚才我在阳光下,沿着空荡荡的街道徜徉,又恍若回到当年的情景。你在巴黎面对初审法官的审讯,如同阿波利奈尔在他的诗中所说93。初审法官向我出示照片、材料、物证94。然而,我的生活,并不完全是这些。 一九六七年春。大学校园草坪。蒙苏里公园。中午,斯奈玛公司工人们来光顾大楼下面的咖啡厅。杨树广场,六月的一天下午,我得知他们接受了我的处女作。斯奈玛公司大楼,夜晚,就像搁浅在凯勒曼大街的一条邮船。 六月的一天晚上,在当库尔广场的实验剧院,演出欧狄贝蒂95一出奇妙的剧:《皮革心》。罗杰受聘为实验剧场经理。罗杰和香塔王再结婚的当晚,我和他们一起用晚餐,那是在我始终没有想起名字的某个人的小套间,同样在这路灯闪烁的当库尔广场。饭后,他们开车出发去远郊区了。 那天晚上,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轻松了。这些年来一直压迫我,逼我时刻保持警觉的威胁,消散在巴黎的空气中了,虫蛀的浮码头塌毁之前,我已驶入远海。真悬啊! 注释 [1]康斯坦丁·默尼耶(1831—1905),比利时现实主义画家和雕刻家,表现劳动者的生活。 [2]原文为荷兰语。 [3]比利时政府于1928年成立的青年组织,旨在培养青年,尤其弱势群体青年的各种技能,组织文体活动。 [4]成立于1933年的军事工程组织,以其创始人、纳粹分子托特命名,在二战前和二战中,负责德国及其占领地区的工程任务,使用战俘施工。 [5]阿尔弗雷德·格雷文,占领时期,德国大陆电影公司在巴黎的制片经理。 [6]让·科克托(1889—1963),法国现代作家,多才多艺,富有创新精神,作品包括诗集、剧本、小说,他的剧作和电影成就极大。 [7]伊夫林·沃(1903—1966),英国作家,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家。 [8]马乔列湖:瑞士和意大利之间的湖泊,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南侧。 [9]库普林(1870—1938),俄国小说家,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之一,十月革命后流亡巴黎。 [10]罗杰·维特拉(1899—1952),法国作家,超现实主义戏剧先驱之一。 [11]《阿塔朗特》:让·雨果1934年制作的电影。 [12]德文,大意为“没有景致的城市”。 [13]瑞典滚珠轴承公司,创建于1907年。 [14]始建于1913年,是巴黎颇具影响力的三大剧院之一。 [15]1944年,德国占领者和维希政权杀害了法国抵抗小组二十三名成员。事后,纳粹印制了一万五千份红色海报到处张贴,称他们为红色恐怖分子。 [16]乔·芒代尔(1885—1944),法国政治家,历任邮电部长(1934—1936)、殖民地部长(1938—1940)。1944年,他被维希政权的民兵暗杀了。 [17]位于巴黎二区的一家剧院,始建于1778年。 [18]法国东南部海港。 [19]苏姗娜·费隆(1918—2005),法国戏剧和电影双栖演员,两次获得莫里哀戏剧奖最佳女演员奖,三次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。 [20]这座修道院位于巴黎左岸,始建于六世纪,为巴黎古迹之一。 [21]美国作家J.F.库柏(1789—1851)的一部小说。以1757年英、法两大帝国在美洲争夺殖民地为背景,表现殖民与反殖民、压迫与自由的斗争。 [22]法国作家马塞尔·埃梅(1902—1967)的一部童话故事集。 [23]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:法国利穆桑大区上维也讷村庄,1944年6月10日,德军将652名村民,男人赶进谷仓锁住门,妇女儿童赶进教堂,放火烧村,未烧死的人还补以机枪和手榴弹,最终全村仅有十人幸免于难。1953年开庭审判,仅处死二人,监禁五人。 [24]雅克·普雷维尔(1900—1977),法国诗人,他的诗善于用奇异的形象,融入民间诙谐调侃的语言,深得知识阶层和民众的喜爱。 [25]拉法耶特(1757—1834)法国将军,政治家。 [26]斐扬派: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的君主立宪派,因其总部设在巴黎斐扬修道院而得名。 [27]约拿是《圣经·旧约》中十二个小先知的第五名,神命他去尼尼微,他不从神命,乘船逃走。神便使海上风浪大作,只有把他投入海中,风浪方可平息,于是众人把他投入海中,被神准备的大鱼吞入腹中三天三夜。他向神许愿呼唤,神命鱼将他吐出,他便去尼尼微劝人向善,于是神不降灾尼尼微了。 [28]英格兰地名,在大伦敦的兰贝斯和萨瑟克自治市,有世界闻名的体育场和宁肯顿公园。 [29]格林(1904—1991),英国小说家,擅于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,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角落,刻画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物。 [30]美国小说家埃德·巴勒斯(1875—1950)1914年发表的小说,此处指改编的连环画。 [31]乔治·埃贝尔(1875—1957),法国教育家。他提出“自然”体育教育法,走体育专业化和瑞典式体操相反的路。 [32]阿尔弗雷德·德·缪塞(1810—1852),法国浪漫派文学的代表作家,尤以诗歌戏剧著称。 [33]圣—保尔·鲁(1861—1940),法国诗人,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他是现代诗歌的一个先驱,不过,他仍然保存了浪漫派和象征派诗歌的一部分遗产。 [34]布罗格利(1921—1976),法国政治家,曾任法国公共事务部部长和外交部长,1976年被暗杀。 [35]蒙特卡洛:摩纳哥的行政区,游览观光地。摩纳哥公国位于法国尼斯南部和意大利之间。 [36]波利尼亚克:法国贵族世家,在欧洲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男系可追溯到十三世纪沙朗松家族,十四世纪由女系继承,获子爵领地。1700年获法国公爵领地。 [37]哈里·克罗斯比(1898—1929),美国诗人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侨居巴黎,成立了黑太阳出版社,开始出版王尔德、劳伦斯、乔伊斯等作家的作品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里逃生,性情变得乖僻倔强,曾向一有夫之妇求爱,1929年自杀身亡。 [38]里宾特洛甫(1893—1846),德国外交家,纳粹时期外交部长(1933—1945)。1920年前当香槟酒推销员。1946年判处绞刑。 [39]法兰西岛:法兰西的发祥地,现为法国政治、经济中心,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,辖巴黎市、埃松、上塞纳等八个大区。 [40]毕加尔(1714—1785),法国雕刻家。1750年后为路易十五的宫廷雕刻师。主要作品有《公民》、巴黎圣母院中的阿尔古公爵墓碑、裸体的伏尔泰雕像,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。以“毕加尔”命名的街区位于巴黎北部,有红磨坊、妓院等娱乐场所。 [41]原文为意大利文,“假面喜剧”从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流行于意大利。 [42]拍摄于1946年的法国影片。改编自法国作家雷蒙·拉迪盖的半自传体小说,描写在一战行将结束前的几个月,一名丈夫在前线作战的少妇跟一名年仅17岁的大男孩发生了一段畸恋。 [43]法国作家莫里斯·巴雷斯(1862—1923)写于1897年的小说。 [44]意大利作家切萨雷·帕韦泽(1908—1950)的日记。 [45]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甫(1697—1743)写于1731年的小说。 [46]法国诗人、作家奈瓦尔(1808—1855)的小说集,出版于1854年。 [47]法国作家贝尔纳诺斯(1888—1948)写于1934年的作品。 [48]格利埃尔高地位于法国东部博尔姆高原,1944年,当地一支抗敌武装与德军英勇激战,1973年,由雕刻家埃米尔·吉利奥利制作了国家抗战纪念碑。 [49]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殖民地近百年,二次大战后,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组织武装反抗,是为阿尔及利亚战争。法国政府不堪其负;意欲非殖民化,让阿尔及利亚独立。1958年,法军右翼军官在阿尔及尔发动军事政变,反对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,扬言挥师本土,推翻政府。国内局势极度紧张,各派政治力量便推戴高乐将军主政,结束第四共和国,开始第五共和国。戴高乐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,亲自视察阿尔及尔,以巧妙的策略化解了危机。 [50]亨利·德·蒙泰朗(1896—1972),法国二十世纪重要作家,他的作品体现出古典美,语言典雅,尤其注重心理分析,认为“一切都来自人的内心”,应“表现人的灵魂的某些活动”。《少女们》(1936)是四部曲中第一部,贯穿四部曲的主要人物,是个厚颜无耻的青年作家皮尔科斯,对女性具有诱惑力。许多女子倾慕他,尔后又深受其害。 [51]比塞大:突尼斯城市,设有大型炼油厂。在比塞大湖的出口,从1882年至1963年,这里成为法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基地。突尼斯脱离法国独立后,要收回这个基地,由此引起了一些事件。 [52]克诺克—勒—朱特:比利时村庄。随后的根特、奥斯坦德,都是比利时的重要城市。 [53]莫拉维亚(1907—1990),意大利新闻记者,小说家,以描写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、道德败坏、缺乏真爱而闻名。 [54]弗朗索瓦·特吕弗(1932—1984),法国电影导演,新浪潮派的一员主将。他在《电影手册》工作八年,撰写的影评批评法国电影因循守旧;主张放手让导演创造自己的独特风格。他的三部曲:《四百下》(1959)、《偷吻》(1968)和《夫妻生活》(1970)中的男主人公是他本人经历的写照。《四百下》获戛纳电影节奖。 [55]卡尔德隆·德·拉·巴尔卡(1600—1681),西班牙剧作家,诗人,是继洛佩·德·维加之后,西班牙最著名的剧作家,在世界剧坛有一定地位。一生共创作一百多部世俗剧,最著名的有:《医生的荣誉》(1635)、《人生如梦》(1935)等。 [56]秘密军队组织(I’OAS):1958年,在阿尔及尔发动军事政变的法军,在戴高乐将军化解这场危机后,一些极端的军官便组成秘密军队组织,转入地下活动,暗杀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各界有影响的人物。 [57] 1935年12月,金融家斯塔维斯基创办的信托组织,发行的股票证明毫无价值。次年1月,发现斯塔维斯基已经死亡,警官判定是自尽。法国右翼人士认为是他杀,旨在阻止丑闻宣扬,以免把包括部长和议员等显要人物卷进去。这一事件触发右翼势力骚动,酿成第三共和国(1870—1940)历史上一次重大危机。 [58]马克尔姆·劳里(1909—1957),英国小说家,诗人。因反对传统的资产阶级教育,中学辍学,上海船当仆役前往中国,并以此次航行为素材,写出长篇小说《在海的彼岸》(1933),后在剑桥大学学习,获文学学士学位。赴巴黎,同一个美国女子结婚。1935年投奔好莱坞影城,后又去墨西哥,写下名著《在火山下》(1947)。 [59]托雷莫利诺斯:西班牙的城市。 [60]奥岱翁:位于巴黎六区,毗邻索邦大学和卢森堡公园,广场旁有奥岱翁剧院。 [61]克洛岱尔(1868—1955),法国诗人,剧作家。中年时曾在中国上海、福州、北平、天津等地任外交官,自取中文名字为“高禄德”。外交生涯与文学创作并行不悖,在外交任内写下第一部重要剧作,三幕散文诗体剧《正午的分界》(1906)。他的代表剧作《缎子鞋》(1929),象征意义更浓,情节线索是多头的、多方位的。主人公罗德里格与有夫之妇普萝艾丝的恋情为主线,普萝艾丝极力抑制婚外恋情,将一只缎子鞋献给圣母像,并立下毒誓。 [62]罗曼·加里(1914—1980),法国作家。生于立陶宛,十四岁随父母移居法国。处女作《欧洲教育》(1945)获当年的评论奖,一举成名。他的小说《天根》(1956)获龚古尔奖。他觉得成名后出书太容易,就化名“埃米尔·阿雅尔”,作为新人投稿,于1974至1979年发表了四部小说,其中《来日方长》(1975),使他再获龚古尔奖。同期他还以真名发表了七部小说。直到加里死后,才真相大白,为文坛留下一段佳话。 [63]《长夜行》,又译《茫茫黑夜漫游》,作者塞利纳(1894—1961),本名路易—费迪南·德图什,法国作家。出身较富有的小资产阶级家庭,一九二四年获医学博士学位,到日内瓦,参加国联医疗调查工作,率医疗队奔赴美洲、非洲等地考察。行医之余开始文学创作,发表《长夜行》(1932)、《缓期死亡》(1936),继承了拉伯雷、伏尔泰、雨果的流浪汉文学的传统。他的一句名言:“在时间的历史中,生活只是一种狂热,真实就是死亡”,表明他的写作宗旨:创作是一种反死亡的狂热,重在激动情感,而不在讲述故事。 [64]安德烈·莫洛亚(1885—1967),法国小说家、传记作家、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。他的短篇小说集《栗树下的晚餐》(1951)、《雨果传》(1954)、《巴尔扎克传》(1965)的中译本都在我国流行。为普及历史知识,他撰写了《英国史》(1937)、《美国史》(1943)、《法国史》(1947)等。 [65]保安队:二次大战中,依附德军的法国人军事组织。 [66]意大利文,意为“浪荡青年”。 [67]萨沙·基特里(1885—1957),法国演员、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,创作喜剧《我父亲说得对》,电影《一个骗子的传说》。他的作品体现了某种巴黎的风趣,出彩而尖刻。 [68]马提尼克:法国外省省名,位于拉丁美洲,首府法兰西堡。马提尼克岛是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一个岛。 [69]法兰西行动:法国民族主义者和王党分子组合的一种反共和的运动,聚集了右翼势力,在法国形成一股逆潮流,影响了二十世纪前四十年的法国社会。报纸《法兰西行动》(1908—1944),则是该派的喉舌。二战中,因与维希政府合作,该派名声扫地,战后报纸遭禁,遂销声匿迹。 [70]费纳隆(1651—1715),法国作家、教育家、天主教大主教。他出入博维利埃公爵府邸,为他们的众多子女写了《论女子教育》(1689)。他赢得路易十四的信任,受聘为王孙勃艮第公爵的老师,为此他写了《忒勒马科斯历险记》(1699),取材于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的第四章,借智慧女神之口,表达了作者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。 [71]莱翁·布洛瓦(1846—1917),法国作家,其创作灵感来自基督教精神,著有长篇小说《绝望》(1886)、《穷苦女子》(1897)和一部《日记》(1917)。 [72]莫里斯·舍瓦利埃(1888—1972),法国电影演员,以通俗戏谑和所戴的扁平宽边草帽而著名。 [73]索洛涅:法国地区名,指卢瓦尔河西行注入大西洋前的河口三角洲一带。 [74]丹吉尔:摩洛哥的城市。 [75]答尔丢夫:莫里哀(1622—1672)的剧作《伪君子》的主人公。莫里哀是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者,他以天才的创新,开辟出一条堪与悲剧相媲美的古典主义喜剧之路,从而成为世界级的喜剧大师。他的喜剧不仅针砭时弊,鲜明地刻画了社会风俗,还深刻地剖析了人性的弱点和误区。他创作演出了大量喜剧,流传下来的有三十余种,如《伪君子》《贵人迷》《恨世者》《吝啬鬼》等久演不衰。 [76]法国导演阿莱克桑德拉·阿斯图克的一部黑白影片,获1952年的路易·德吕克奖。 [77]巴尔贝·多尔维利(1808—1889),法国作家,著有长篇小说《德·图什骑士》。他以纨绔子弟的做派和凌厉的文章,装扮成文人的总管人物。 [78]弗朗索瓦·比耶杜(1927—?),法国作家。前期创作小说,在法国广播电台工作,成绩斐然。后来转而写剧,1961年,他的剧作《滚到托尔普家去吧》搬上舞台,演出非常轰动。除了小说,他创作九种剧本,主要表现家庭关系和爱情。他后期剧作向我们表现梦幻与真实,并不消除两者的界限,这一点不同于尤奈斯库和让·阿努伊。 [79]鲍里斯·维昂(1920—1959),法国作家。多才多艺,当过演员、酒吧歌手,爵士乐演奏者,新闻记者。当时存在主义风靡巴黎,维昂出入日耳曼草场区“存在主义”酒吧和夜总会,组织盛极一时的爵士乐演奏会和唱片灌制,在战后的时髦文化氛围中格外引人注意。他创作的小说《揪心》(1953)等,继达达主义和科克托之后,再度用诗意使生活摆脱粗鄙而乏味的日常表象。 [80]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大街当时有名的文化咖啡馆。 [81]碧雅芙(1915—1963),法国女歌唱家和演员,演唱法国民歌闻名世界。 [82]原文为德文Sag’beim。 [83]约瑟夫·罗特(1894—1939),奥地利新闻记者和地区性小说家。他的最优秀小说: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(1932),是描写帝国末日的最佳画幅。此后他流亡巴黎,又创作了六部小说,主要悲叹一个稳定年代的逝去。 [84]本·巴尔卡(1920—1965),摩洛哥流亡巴黎的革命政治家,是反对哈桑二世的流亡领袖。他在国内以叛国罪被缺席判处死刑。1965年10月遭绑架,很可能被暗杀,酿成一场政府危机,法国与摩洛哥断交长达四年。 [85]雷蒙·格诺(1906—1976),法国作家,他把他的小说《皮埃尔我的朋友》(1942)、《地铁姑娘扎姬》(1959),以及诗作《吉欧一家》(1943)、《万万亿首诗》(1961)当作语言功能的持续试验。 [86] 1959年上映的一部美国西部片,导演为鲁西奥·鲁斯。 [87]伊维萨岛:属西班牙,巴利阿里群岛中的一个岛屿。 [88]法国作家普鲁斯特(1871—1922)长河小说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第一卷。 [89]阿尔托(1896—1948),法国作家、诗人。他在论著《戏剧与复制品》的“残酷戏剧”观影响了当代文学。 [90]马尔罗(1901—1976),法国作家、政治家。著有中国社会背景的小说《人的境遇》(1933)、《希望》(1937)等。 [91]翁布尔牌:一种西班牙牌戏,即扑克牌中去掉10、9、8点,共四十张牌,十七世纪曾盛行于法国。 [92]法国剧作家让·阿努伊1941年的剧作。 [93]1911年8月21日,卢浮宫博物馆名画《蒙娜丽莎》失窃,案件牵连一些艺术家,诗人阿波利奈尔(1880—1918)被拘一周,写了《狱中篇》组诗,收入1913年出版的《烧酒集》中。 [94]摩洛哥流亡巴黎的革命政治家本·巴尔卡遭绑架,疑被杀害的案件嫌疑人让·诺尔曼一段时间曾住在孔蒂河滨路,另有一个贩毒案件,都牵连到莫迪亚诺。此处即指他被传讯并躲藏的艰难时期。 [95]欧狄贝蒂(1899—1965),法国诗人、小说家,尤以戏剧创作见称,共写了二十种剧本,主要表现善与恶的斗争。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声明:本书为八零电子书(txt80.com)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,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,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。